文 | 音乐先声

又一个乐队把主唱开除了。

3月14日，国内乐队昨夜派对在官方微博发布公告称，经乐队全体成员协商，主唱桃子将不再担任乐队成员及主唱职务。

公告中提到，桃子在队期间参与创作和演唱的音乐作品收益分成将按以往方式继续分配，并宣布即将启动新主唱招募计划。公告落款处附有乐队成员、经纪人、调音师的签字。

早在去年，已经有乐迷注意到，乐队的活动和演出已经趋于停滞。随着桃子的离队，乐队的未来走向成为了热议的话题。那么，为何乐队成员总是主动出走或被动解雇，这种现象背后是否隐藏着更深层次不稳定的因素？

昨夜派对，留在昨夜

事发后，桃子转发了昨夜派对的公告并抠出三个问号。很明显，主唱桃子似乎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离队的。

紧接着，桃子发布一篇长文回顾了事件背景。

据她描述，昨夜派对最初由她与赵鑫共同创立，IP名称由两人分别命名两个字，乐队运营与产出费用也由二人平均承担。然而，在2023年11月的合约谈判中，乐队IP及版权被确定为赵鑫所有，导致双方出现分歧。

至2023年12月底，桃子称她曾提出妥协方案，同意IP及版权归赵鑫，但要求双方签订合同，保证未来收益按55比例永久分成。然而，此提议未获回复，双方自此陷入僵局。

2024年，第三方介入调解，提出两种解决方案，要么桃子完全退出，以30万元买断其全部权益，版权归赵鑫个人。要么仅享受版权分成，但IP及版权依旧归赵鑫个人。

并以2025年3月10日为节点，若不签合同则下架全部歌曲，桃子认为方案不合理，拒绝签署协议，尤其因为协议要求她“永远不得在公共平台上提及及评价赵鑫或昨夜派对”。

在这场僵持后不久，桃子便收到了解雇消息。她对这一发展表示震惊，并称在此之前，她已选择默默承受诸多不公。

随后，昨夜派对经纪人周萌也发布长文对此事回应，呈现了事件的另一个版本。

周萌表示，昨夜派对由乐队主创赵鑫于2018年发起并组建，桃子是受邀加入的主唱，类似于贝斯手、鼓手等其他成员的加入方式。团队早期的歌曲制作、实体专辑、演出成本及周边制作，均由赵鑫个人出资，直至2020年乐队逐步盈利后，部分收益才开始抵扣成本。

对于桃子提及的“共同出资”，周萌澄清称，该部分资金来源于乐队运营后盈利的抵扣，而非桃子在项目初期投入资金。因此，周萌认为，IP归属于赵鑫是团队内部一致认可的事实。

并且，周萌还指出，桃子在工作期间频繁出现迟到、演出试音迟到、录制节目迟到、临时更改演出安排等情况，团队一直选择包容。此外，桃子还曾未经团队同意，在外以个人名义演唱“昨夜派对”的歌曲，但团队始终予以宽容。

在乐队运营中，主唱往往是观众最直观认知的“门面”，尤其在独立音乐，主唱的声音、舞台表现力以及个人风格，都会成为乐队的重要标志。因此，很多乐迷对此不满，认为桃子属于乐队的灵魂人物之一，乐队这么做实属让人难以接受。

有乐迷也表示，不少昨夜派对的粉丝都是冲着桃子独特的嗓音和英文发音而关注到乐队，并且列出了几首乐队的热单如《Never》《Dear You》等都是桃子参与创作，认为经纪人周萌的回应过于牵强。

但中立的角度来看，在如今乐队越来越趋于职业化的当下，乐队的IP归属往往并不等同于某个成员的个人影响力，而是取决于成立背景、投资结构以及合约约定。

更重要的是，对于昨夜派对而言，主唱与主创决裂，无疑是伤到大动脉。比如John Lennon与Paul McCartney的矛盾，Oasis的兄弟反目，都是导致乐队停摆甚至解散的重要原因。

无论最终IP归谁、版权归谁，核心分裂，都难以避免一部分乐迷流失。

目前，双方尚未就此回应更多细节，而“昨夜派对”如何调整未来运营模式、是否会受到此事影响仍待观察。但可以看出，昨夜派对的解散不仅是成员间矛盾的爆发，更折射出独立乐队普遍面临的问题。

出走、解雇、拆伙，成乐队流行病？

总有人把搞乐队比作谈恋爱结婚，排练像造娃，作品像娃。

一开始要找到合适的朋友，志同道合、理念相近，甚至性格契合才能走下去。而排练是一个不断交流、碰撞、试验的过程，像恋人之间的亲密互动，不断磨合、调试。接着孕育新生命，从无到有，每个成员都投入其中，贡献自己的想法。

当然，结局也并不都是圆满。尽管有时也会有争吵和妥协，但闹到分手，也可能难有体面的收场。

这一点做过乐队的人都深有体会。乐队作为一个集体创作与表演的团队，其内在运作机制、创作主导权、经济利益分配以及个人理念的冲突，常常成为成员被解雇或主动出走的根本原因。

任何一个成熟的乐队中，成员的角色分工各异，然而，并非所有成员的地位都同等稳固。今年2月，澳大利亚金属核乐队The Amity Affliction核心成员Ahren Stringer的离队事件再次印证了这一规律。

尽管Stringer作为元老级贝斯手及联合主唱，对乐队的早期成功贡献颇多，但乐队在声明中直言其行为已损害团队利益，导致巡演取消，甚至影响发展机会。Stringer在不同场合多次表示不愿演出的态度，最终成为被乐队开除的决定性因素。

从长远发展看，乐队需要确保表演及巡演的高效运行，而任何不稳定的个人因素都可能引发高昂的机会成本。在职业化程度更高的乐队中，这种考量尤为明显。

去年10月，日本乐队RADWIMPS的吉他手桑原彰因理念分歧而主动选择退出。他声明中表示，在二十多年的共同活动中，成员之间的想法和音乐理念逐渐产生了差异，经过多次商议之后，最终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不难看出，乐队的成功不仅依赖于成员间的音乐才华，更与其音乐理念、成员关系及角色分工息息相关。一旦某些因素发生不和谐，乐队的运作便会受到威胁，成员离开的风险也随之增加。

对于那些较难被替代的成员如作词、作曲及编曲的灵魂人物，他们在团队中的位置通常较为稳固。然而，鲜少参与创作的鼓手、贝斯手等，由于较高的可替代性，常成为主动出走或被动解雇的对象。

如Guns N' Roses解雇鼓手Steven Adler，选择用更稳定的鼓手Matt Sorum替代他，或者国内很多的乐队如逃跑计划、葡萄不愤怒都经历过乐手调整、非主创成员更换的迭代。

除创作理念、团队角色和个人生活外，乐队成员的经济利益分配也时常成为成员分崩离析的导火索。虽然在理想状态下，乐队应建立清晰的收益分配机制，但现实往往复杂得多。

去年6月，飞儿乐队前吉他手阿沁在社交媒体控诉前队员詹雯婷侵权、推翻了作品共创的事实。

阿沁称，在飞儿乐团时期他创作93%的歌曲，但在收入分成上却长期处于劣势。《你的微笑》《千年之恋》《流浪者之歌》三首歌曲的公开资料显示署名为“F.I.R”，其个人创作未获得应有的认可。他强调，其长期以来都未阻止詹雯婷演唱这些作品，已经足够“宽容”。

大多数乐队的经济结构通常由主创成员按照合伙制进行分配，他们不仅获得固定收益，还能通过词曲版权等方式持续变现，而一般乐手仅能获得固定演出费用或较小比例的分成。这样的机制在乐队初期或许并不会被质疑，但随着商业化进程推进，利益分配的不均衡逐步显现，进而引发矛盾。

霓雾娱乐创始人徐凯鹏曾在我们之前的文章《乐队保卫战：职业化只是一种选择？》中指出，乐队的核心问题并非“合伙制”或“雇佣制”之争，而在于成员是否能够在早期就厘清利益分配逻辑，形成长期共识。

总而言之，乐队成员关系的存续，本质上是关乎与其角色定位、团队需求及利益分配体系的影响。

不管是主创“一言堂”的寡头乐队，还是已经充分职业化每人都有决策权的乐队，成员之间一旦缺乏坦诚的利益对话与机制建设，将导致潜在矛盾在团队内部长期累积，最终引发不可调和的冲突。

因此，理念、创作、利益、情感构成了乐队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或许，那些能够维系完整、不断创造的乐队，都是在不断地红温、协商、妥协、平衡、重塑中幸存下来的奇迹。

而对于一些乐队而言，离开，不过是这场浪漫的乌托邦实验中早已埋下的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