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动荡，曾经是一代人偶像的“股神”巴菲特宣布退休，今年3月，他罕见地接受媒体采访。

此次采访，无关商业，无关他个人，而是巴菲特为了公开讲述他昔日最好的女性朋友——一代传奇出版商、《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的前老板凯瑟琳·格雷厄姆（Katharine Meyer Graham）的人生故事。

▲ 今年2月，一部有关凯瑟琳生平的纪录片《Becoming Katharine Graham（成为凯瑟琳·格雷厄姆）》在Amazon Prime平台上线，这也是巴菲特之所以接受采访的主要原因，纪录片讲述了犹太老钱出身的凯瑟琳，如何从一个家庭主妇蜕变成顶级出版人的传奇故事。

作为凯瑟琳生前最亲密也是最重要的朋友之一，现年94岁的巴菲特不仅在纪录片中出镜，还罕见地接受了CBS的专访，采访中，巴菲特动情地回顾了老友跌宕起伏又绝对堪称传奇的一生。

▲ 采访中，巴菲特对老朋友凯瑟琳不吝赞美之辞，“如果要讲一个值得传颂的故事，那一定是她的故事，如果我是年轻女孩，我会想听这个故事。它会改变我对自己的认知。”图源水印

▲ 巴菲特与凯瑟琳·格雷厄姆（Katharine Graham）的友谊持续了四十年，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一直延续了整个人生。

▲ 凯瑟琳与巴菲特之间的欣赏是相互的，谈到那些年与巴菲特的合作，凯瑟琳无比感激，“他教给我很多商业知识，我感到非常幸运”。

巴菲特和凯瑟琳亦师亦友，到了后来更成为商业上的伙伴，巴菲特是凯瑟琳公司的大股东，但从个人的层面，巴菲特是凯瑟琳一生的财务顾问。

他们两人的关系里，既有着互相成就，也就有着互相欣赏，更有着独特的时机与人物背景，还有深厚的社会心理原因。

凯瑟琳是什么人呢？她确实是一位老钱世界的豪门千金。

她出身顶级犹太老钱家族，父亲尤金·迈耶（Eugene Meyer）是20世纪初华尔街最有钱的犹太富商，同时也是二战后世界银行首任行长，母亲艾格尼丝·恩斯特（Agnes Ernst）是上世纪最早活跃在美国社会各界上的女性先锋艺术工作者，从儿时起，凯瑟琳接触到的就是整个欧美上流社会最富有和最有社会影响力的富商名流。

与此同时，她又神奇地在不太有商业经验时成为世界上最有话语权的报纸的老板，四十六岁丧偶后，凯瑟琳被迫独自接手家族企业《华盛顿邮报》并一手将其发展壮大，期间，她亲历五角大楼事件、水门事件等多起在美国影响深远的社会事件，有意无意间，她缔造了美国新闻出版业的神话，在美国现代史上书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巴菲特与这位经历传奇的豪门千金的故事，而凯瑟琳的传奇人生又到底经历了什么。

老钱世界的规则1：

我们生来是要做大事的

凯瑟琳的父亲尤金·迈耶是一位富二代，他的父亲马克才是家族历史的缔造者。

他14岁就不得不辍学供养家庭，和同时代大多数在温饱线上挣扎的欧洲人一样，1859年，17岁的马克孤身一人乘船前往美国，上演了一出美国创业记。

到达美国后，马克一边学习英语，一边在洛杉矶的杂货店打工谋生。

▲ 和大多数犹太人一样，马克具有无与伦比的生意头脑，打工不到三年，马克·迈耶就成了杂货店的合伙人，不到十年，马克成了这间杂货店的老板。

在成为杂货店老板、赚到人生第一桶金后，雄心勃勃的马克·迈耶很快在一切处于草创阶段的洛杉矶大展拳脚，他先是涉足房地产和矿业领域，之后又在洛杉矶创立了城市首个供水系统，就这样，马克·迈耶成为了洛杉矶当地极具社会影响力的富商。

▲ 关于马克是如何致富的故事有各种公开或者地下流传的版本，1974年的好莱坞经典电影《唐人街》里曾经讲述过早期洛杉矶供水系统中黑帮与资本家们在背后操控的波谲云诡。

▲ 1867年，25岁的马克·迈耶迎娶同为犹太人的哈丽特·纽马克（Harriet Newmark，图右），婚后二人一共育有八个孩子，凯瑟琳的父亲尤金·迈耶排行第四，也是家中的长子。

▲ 凯瑟琳的父亲尤金·迈耶（图中）与他的父母马克（左一）和哈丽特（左二）。

富一代马克·迈耶夫妇竭尽所能地托举他们的孩子往更高处发展，特别是作为长子的尤金·迈耶，尤其被父母寄予厚望。

▲ 尤金·迈耶天性聪颖，父亲也很早就让他参与到成年人的商业会议和家族企业的金融项目中。尤金·迈耶身上没有富二代常见的纨绔作派，很早就为自己的人生写好了规划。

尤金·迈耶比父母期待得还要更出色。大学毕业后，他拒绝留在家族企业，因为公司内“老年人掌控一切的官僚作风，让聪明的年轻人毫无出头之日”，父亲马克·迈耶一怒之下断绝了儿子的资金供应，然而尤金不为所动，径直拿着自己攒下的5万美元走进了纽约的证券交易所。

一代做实业，二代做金融，又碰对了时候，1904年，不满三十岁的尤金·迈耶创办了自己的公司“尤金迈耶公司（Eugene Meyer and Company)”，1906年，31岁的尤金·迈耶成为百万富翁。

1908年，33岁的尤金·迈耶在纽约第23大街美术馆的“日本版画展”上邂逅21岁的艾格尼丝·恩斯特（Agnes Ernst），尤金对她一见钟情，“里面有个女孩比墙上的任何艺术品都更加漂亮，这将是我要迎娶的女孩。”

▲ Agnes Ernst出身纽约的德国移民家庭，父亲长期酗酒让整个家庭岌岌可危，以至于Ernst很早就不得不通过奖学金和兼职工作经济独立。彼时Ernst刚刚从巴纳德学院毕业，在《纽约太阳报（New York Sun）》担任自由撰稿人。

1910年，在美术馆邂逅整两年后，尤金·迈耶和这位在美术馆一见钟情的女孩艾格尼丝·恩斯特结婚。

▲ 早在婚前，尤金·迈耶在位于纽约的芒特基斯科镇买下一座农场，婚后几十年的岁月里，这所农场成为对迈耶家族来说最有意义的地方，不仅迈耶的小女儿露丝·迈耶在这里出生，凯瑟琳的婚礼也在这里举行，因为“那里比华盛顿的房子更有家的感觉”。

迈耶夫妇婚后育有包括凯瑟琳·格雷厄姆在内的五个孩子，凯瑟琳出生于1917年，是家中第四个孩子。

▲ 年轻时的迈耶夫人与她的四个孩子。当时最小的女儿露丝还未出生，迈耶夫人怀中抱着的，正是年幼的凯瑟琳。凯瑟琳出生前后，尤金·迈耶已经是身家在4000~6000万美元的超级富豪。

▲ 凯瑟琳少女时期（下方最左）的迈耶家族，迈耶家的家教很严格，夫妇俩总是以最高的标准要求孩子们，“从孩童时代起，我们就从家人的明言和暗示中了解到，我们生来就是要做大事的！问题只在于选择最适合我们发展的方向——甚至可以不是我们最喜欢的方向！无论这个方向是什么，我们都要做到最好。”

▲ 迈耶家族的家庭晚宴。

四十岁之后，尤金·迈耶开始投身政界。

对他来说，赚钱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是“寻找令他的金钱服务于公共利益的途径”。

▲ 1916年之后，尤金·迈耶积极投身公共事务， 曾先后在七位美国总统手下在美国财政部、战时金融中心等各种政府部门担任要职，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1930年，尤金（图左）被总统胡佛任命为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主席，以扭转彼时席卷全美的经济大萧条的颓势，总统胡佛曾说，“尤金·迈耶是我得到的最有价值的人才。”

▲ 多年的政府服务，让尤金·迈耶成为历任总统不可或缺的左膀右臂，1946年，时任总统的杜鲁门（图左）亲自致电尤金·迈耶（图右），邀请他担任世界银行（the World Bank），彼时已年过七十的尤金接手了这份并不轻松的工作，“这是世界历史上为全球金融服务的大好机遇。”

与此同时，迈耶夫人活跃在华盛顿的上流社交圈中， 开始大量结识当时华盛顿最有影响力的名流权贵。

▲ 迈耶夫人不同于同时期的豪门贵妇，她才智出众、兴趣广泛，且非常自我，她厌恶沉闷的家庭生活，经常抛下家里的五个孩子奔波在各种活动与社交场合之中，凯瑟琳（图左）回忆，“我童年时，父亲忙于各种政府事务，母亲大多数时候都不在家，等他们回到家中，我们与他们的见面也会很拘谨。”

▲ 迈耶夫人（图右）与老罗斯福总统之女Alice Longworth（图左），“美国新闻界第一夫人”Dorothy Thompson（图中）共进晚餐，那个时代纽约上流社会女性主要的职责就是组织并参加社交生活，他们一半时间在纽约，一半时间在旅行，旅行当中结识世界各地有名望最有意思最有权力的人是他们生活的主线。

▲ 迈耶夫人和小罗斯福（即著名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夫人埃莉诺·罗斯福，迈耶夫人早年与罗斯福夫人关系非常紧张，认为“她（埃莉诺）和所有的官员妻子一样趾高气扬”，到了晚年，二人却成为真正的莫逆，凯瑟琳曾回忆，“她们都非常强硬、富有智慧、情感细腻，又感到无可逃避的孤独。”

早在婚前，迈耶夫人就喜欢结识世界各地的名流，除了富商巨贾，她尤其喜欢结识文学艺术家和科学家。

▲ 凯瑟琳在自传中曾回忆，母亲旅居欧洲期间，曾和居里夫人一起学习击剑，恃才傲物的迈耶夫人对居里夫人极为钦佩，“觉得这是一个需要她去赶超的女人。”

▲ 迈耶夫人还带着年幼的凯瑟琳拜访过爱因斯坦，“他既崇高又朴素！...如果人们看到船只在湖中打圈，那么，他们就会知道（爱因斯坦）有新的理论正在成形。”

▲ 在与名流们的交往中，属迈耶夫人和德国著名作家托马斯·曼的关系最为错综复杂，迈耶夫人狂热地迷恋他，长年对他进行资助，托马斯曼也付出许多心力，他曾这样评价二人的关系，“侍奉是最恰当的词语。多年来，我为它付出了比世界上任何关系都更多的思考、焦虑情绪、伏案工作......你（迈耶夫人）想要教育、支配、改造、拯救我。”

老钱世界的规则2：

大部分时候财富天然被认为属于男性

老钱家族自己有他们的生活方式。

凯瑟琳在自传中回忆家族传统，“父母告诉我不能只做富家小姐，必须做些事情，参与一些有益的、能创造价值的工作；你不能也不应该一事无成，工作始终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 童年时的凯瑟琳·格雷厄姆。

▲ 凯瑟琳从小就深得父亲尤金·迈耶（图右）的宠爱，母亲曾在日记里记下这样一段，“昨天吃早餐时尤金说，‘K（凯瑟琳）将会成为伟大的女性。’”

1933年6月，尤金·迈耶以82.5万美元的价格收购彼时已经濒临破产的《华盛顿邮报》，试图通过进入新闻界更加深入地参与并影响社会的发展。

▲ 对于为什么会从金融界一下子跨入新闻行业？尤金曾解释说，“这个伟大国家的首都需要一份好的报纸。我将会给予他们无偏差的真相，思想如果是正确的，那么任何东西都将无法阻挡。”父亲当年的一席话，也成为多年后接管《邮报》的凯瑟琳渡过重重难关时始终坚信的核心价值。

《华盛顿邮报》对于整个迈耶家族来说，都称得上意义非凡，因为有钱不代表有影响力，而拥有一家有影响力的报纸对于财富世家来说特别重要。

收购《邮报》时，凯瑟琳刚刚高中毕业，大学时的几乎每个假期，凯瑟琳都会来到《邮报》实习工作，她对影响世界这件事，也同样热爱。

▲ 凯瑟琳几乎是跟着《邮报》一同长大成人的，“我进入大学，并和父母就《邮报》的事情不断通信。我每天阅读《邮报》，评论它，鼓励它，甚至批评它，而父母，尤其是父亲，详细地告诉了我正在发生的事情。我发觉自己全身心地参与到了推动《邮报》发展的努力中。”

大学毕业后，凯瑟琳短暂地在远离华盛顿的《旧金山新闻》工作过一段时间，直到1940年，23岁的凯瑟琳与寒门贵子哈佛帅哥菲尔·格雷厄姆（Philip Leslie Graham）结婚。

▲ 菲尔·格雷厄姆出身佛罗里达州的一个普通家庭，父亲是甘蔗园主管，母亲是教师，菲尔好学精进，他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凭借自身优异的成绩和学校表现，毕业后即来到华盛顿，任职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助理，菲尔很快融入当地华盛顿年轻精英和知识分子的圈子，正是在这个圈子里，菲尔结识了凯瑟琳，并很快与之结婚了。

1940年，尤金·迈耶已是一位年过六旬的老者，与大多数步入晚年的顶级富豪一样，他开始思考选择继承人的问题。

在他众多的家业中，他最在乎、花费心力最多的资产，自然是彼时刚刚发展起来的《邮报》。

然而尤金·迈耶唯一的儿子并无意继承《邮报》，而且 在那个年代，在所有人的思维中，资源天生属于男性，只有男人才有资格打理企业，女儿理所应当地被排除在继承人选之外。

虽然凯瑟琳是尤金最喜欢的孩子，尤金甚至从来没想过让一直对新闻事业感兴趣、从高中毕业起就在《邮报》工作、全程深度参与《邮报》成立发展的凯瑟琳继承家业。

▲ 凯瑟琳在自传中回忆，“父亲理所当然地认为，倘若不能在家族中为《邮报》寻找到继承人，那么所有的努力都会付诸东流。当然，在那个年代，唯一可能的继承人只会是男性，而我哥哥志在医学，对于做生意丝毫不感兴趣。”

毕业后结婚并留在家里相夫教子，也是年轻时的凯瑟琳认为自己人生仅有的选择。

▲ “我接受了许多同时代人的观念，认为女性在智力上不如男性，我们无法胜任任何管理、领导和经营工作，只能照养家庭和孩子。一旦结婚，我们就被局限在了料理家务、相夫教子和操持后勤上。很快，这样的想法——确切说，这样的生活——让我们付出了代价：我们大多数人就真的变成了劣等人。我们愈发无力赶上时代的潮流。”

于是，老丈人自然而然把眼光转向了凯瑟琳的才子老公、女婿菲尔·格雷厄姆的身上。

二战结束之后的1946年，尤金·迈耶正式把《邮报》交到女婿菲尔的手中。

▲ 对于父亲尤金（图右）决定把《邮报》的继承权交到老公菲尔（图左）而非自己手中，当时的凯瑟琳“不仅没有令我不安，还让我为之兴奋不已。事实上，我从未想过父亲会认为我应该在《邮报》中扮演关键角色。”

非但如此，尤金·迈耶还将三分之二的控股权给了女婿，只给女儿凯瑟琳留下了三分之一的股权，理由是“男人不应该为妻子工作”，而凯瑟琳“不仅同意了，还完全认同了这个想法。”

▲ 迈耶夫妇与年轻的凯瑟琳&菲尔·格雷厄姆夫妇，团结一心打造家族事业。

那个时代，家庭主妇几乎是豪门千金唯一的职业，而成为一个成功的家庭主妇也需要大量的时间，生儿育女，装修房屋，还要替老公替家族组织社交聚会，婚后，凯瑟琳很快从关心时政的新闻工作者，变成了“业余生活极其单调乏味——房子、孩子、董事会和慈善活动”的家庭主妇。

▲ 凯瑟琳与菲尔婚后共育有四个孩子，其中还不包括凯瑟琳数度流产。孩子们占据了凯瑟琳大量的时间，她的人生几乎被繁重的母职填满了，“无休止的开车接送、母亲聚会、生日派对、骑马、网球课、户外活动、狗、预约医生和牙医......每个周末，我都会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婚姻生活带给凯瑟琳的，不仅是职业生涯的中断，繁重且无休止重复的家庭主妇生活，也在一点点蚕食凯瑟琳的自信心和价值感，“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变得更加羞涩和不自信，逐渐地，在社交场合我完全沉默寡言了。”

夫妻之间的天平也在婚后不断地往丈夫菲尔处倾斜，“菲尔的理念主导了我们的生活，所有事情都围绕着他转，我也欣然地参与其中，令他处在生活的中心。”

▲ 与此同时，凯瑟琳越来越滑落到婚姻关系中的低位，“尽管他激励我，在许多方面帮助我，但也贬低了我，并逐渐瓦解了我的全部自信。”

但与绝大多数同时期的家庭妇女不同的是，身为《邮报》的第二号大股东，即便一切局面由老公菲尔主导，凯瑟琳仍然要深度参与，至少社交关系上她也必须参与。

▲ 1948年，在尤金·迈耶的带领下，年轻的格雷厄姆夫妇开始接触美国政界，“那年夏天，我们一起参加了两党的政党大会，对于记者和发行人来说，出席政党大会很有吸引力，为了弄清楚幕后的情况，你必须结交相关人物，能够在人群中使用策略，从而见到全国各地的政治家和记者，与他们交流观点。”

自1946年正式接管《邮报》以来，格雷厄姆夫妇在新闻界逐渐站稳脚跟，成为历任美国总统的座上宾，尽其所能地大力推动了《邮报》的发展。

▲ 1956年，菲尔·格雷厄姆登上《Time（时代）》杂志封面，“那些年，《华盛顿邮报》取得了极不平凡的成就。它生动地展示了杰出的报纸应是什么样子，它可以为读者、为公众、为国家提供怎样的服务。”

然而格雷厄姆夫妇那些年的私生活，并不像《邮报》的发展那么顺遂。

三十出头接管《邮报》绝非易事，巨大的压力几乎摧毁了菲尔·格雷厄姆的精神健康，他患上了极为严重的抑郁症。

▲ 早在二十出头，菲尔就有严重的酗酒倾向，在接手《邮报》之后，酗酒倾向与长期累积的压力开始无声无息地压垮菲尔的身心健康，1957年，菲尔确诊重度抑郁症，在那个对心理疾病认知尚浅的年代，菲尔未能及时接受心理治疗，每当发病，凯瑟琳就会独自陪伴菲尔前往他们的私人农场静养，直到他能够再次回到工作岗位，“我觉得他就像是发射失败的火箭——仍旧冒着火花，甚至不时喷出火焰，但却在平稳地焚毁”。

随着《邮报》业务的不断扩大，以及在肯尼迪当政后，菲尔越来越多地参与政治事务，菲尔的抑郁症发作得愈加频繁且不可控，抑郁症逐渐发展成更加棘手的躁郁症。

1962年，菲尔的躁郁症已经发展到了彻底不受控的地步，他会在大型公开场合忽然失控，直至救护车赶到直接将他送到华盛顿郊区的精神病院，正因如此，肯尼迪取消了菲尔在COMSAT（通信卫星公司）的董事长职务。

与此同时，菲尔开始出轨公司的年轻女记者，要求与凯瑟琳离婚，不仅如此，菲尔甚至打算一并买下凯瑟琳手中剩余的《邮报》股份，彻底将《邮报》占为己有。面对丈夫的背叛与巧取豪夺，凯瑟琳几乎被彻底击垮。

▲ 上世纪五十年代，已婚男性的风流韵事司空见惯，尤其是手握权力的男性，即便财产都继承自岳父，菲尔·格雷厄姆也早就放飞自我，他早在此前就出轨过多次，他甚至公开和妻子凯瑟琳谈论自己的风流韵事，凯瑟琳回忆，“我并不想听，也都天真地不曾注意到——显然，牵涉的第三者有许多个。我既惊愕又难过，茫然无措地听着他讲述对其他女子的兴趣。”

家庭和财富都要被剥夺时，在商业家族中长大的凯瑟琳此时幡然醒悟，她曾不止一次表示过，她会和菲尔战斗到底，“我要把《邮报》紧紧攥在手中，直至孩子们长大成人，接手它。”

一件惊天大案发生了，格雷厄姆夫妇间的一切斗争与恩怨，都在1963年戛然而止。

1963年6月，菲尔在自家的私人农场自杀。

凯瑟琳的说法是：躁郁症的反复发作几乎完全地蚕食了菲尔的身心，他再也无心力与凯瑟琳争夺《邮报》的股权，甚至无心力继续维系他的婚外情，“菲尔几近哀求地让我准许他待在家里”，凯瑟琳立刻就答应了。

总之，1963年8月的某天，菲尔·格雷厄姆径直走进卧室，开枪自杀。

可想而知，菲尔的猝逝给格雷厄姆一家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首先是遗产之争。

菲尔在出轨时曾留下一份遗嘱，写明“遗产的2/3留给情人，剩下的1/3给孩子”，回归家庭后，他曾销毁这份遗嘱，这份“被销毁的遗嘱”让遗产继承成了一个大问题，最终，为了保护孩子们，凯瑟琳主动放弃所有遗产，菲尔的全部遗产由他和凯瑟琳的四个孩子继承。

▲ 菲尔去世后，四个孩子成为凯瑟琳最坚强的支柱。

其次，不可避免地，父亲的莫名自杀给孩子们留下了深刻的心理创伤，特别是对于长子Don和长女Lally来说，彼时的他们已经是大学生，几乎全程目睹了父亲如何被躁郁症一点点蚕食掉身心，也对父亲的出轨心知肚明。

▲ 菲尔生前和长子Don（上图）的关系非常亲密，菲尔去世时，Don还在读大学，据周围的亲友回忆，父亲去世后，Don“一下子成长了很多，他感到一种困窘。他和周围世界隔了一堵墙。”Don似乎从没真正走出丧父的阴影，他几乎终生滴酒不沾，提到父亲，他只是说，“没人知道我们究竟是如何被这些事情影响的。”

▲ 长女Lally是菲尔最宠爱的孩子，Lally经常被父亲带去参与华盛顿的各种社交场合，菲尔甚至一度想让Lally接纳自己的情人，被Lally直接拒绝了。毫无疑问，父亲菲尔的去世给Lally的打击是最沉重的，她聪慧而早熟，深知母亲的艰难处境，并鼓励母亲勇敢接手《邮报》。

▲ 菲尔葬礼前一天，Lally为了支持手足无措的母亲， 亲手为母亲写下了一张葬礼发言稿。

▲ 菲尔·格雷厄姆葬礼上，时任总统的肯尼迪也来了，几个月后，肯尼迪在达拉斯意外遭遇枪杀，震惊全世界。

如果说丈夫菲尔的背叛曾让凯瑟琳陷入绝境，那么菲尔的猝逝，反而使凯瑟琳触底反弹、绝处逢生。因为她知道，此时的她唯有拼尽全力，才能将《邮报》紧紧地抓在自己的手中。

1963年9月，凯瑟琳·格雷厄姆正式当选《华盛顿邮报》的公司总裁。

从家庭主妇到公司总裁的身份转变对于一个中年女人来说谈何容易，但是凯瑟琳几乎毫不犹豫地承担起了这份重任，“孤身一人时，不论在什么年龄，身处什么样的环境，你都必须重塑生命。”

老钱世界的规则3：

你的所有选择决定了你成为什么样的人

有时，人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直到他们遇到一些事情。

凯瑟琳根本没料到她接手《邮报》后的几十年正是美国社会事件频发、最风云激荡的几十年，在这期间，她亲历了包括女权运动、水门事件、劳工运动在内的社会大事件，而在这些事情中，凯瑟琳不断的成长与学习，并在其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凯瑟琳重新步入职场时，正好赶上彼时方兴未艾的女性解放运动，某种程度上，女权思潮的发展让凯瑟琳重新审视并重塑自己的性别观念，同时更加理解了自身的处境。

▲ 彼时无论是《邮报》还是整个美国各界，高层几乎全部由白人男性组成，身处其中，凯瑟琳无时无刻不能感受到一种潜在的压迫感，“所有人都对她有一种居高临下的警惕态度”，在最初接管《邮报》的那些年，她“似乎把不足当成背包一样随身携带”，“深切的无把握感、自惭形秽感以及取悦他人和受人喜爱的需要，都拖累了我的前进。”

▲ 女权运动的兴起启蒙了凯瑟琳，她意识到自己的不安全感，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社会观念的驯化，“给我做自己想要做的工作造成最大阻碍的是不安全感，更多的是源自社会定义女性角色的那种狭隘方式，就这个意义而言，它是与我同时代的大多数女性的共有特征。一直以来，我们所接受的教育使我们相信，自己将来的角色就是妻子和母亲，我们来到这个世上是为了让男人快乐和舒适，对我们的孩子也是这样。”

当然，观念的转变仅仅是一个开始，接下来几十年里层出不穷的社会事件带来的巨大挑战，才真正重塑了凯瑟琳。

第一件便是“五角大楼文件案”。

1973年被凯瑟琳称为“我生命中最具戏剧性的一段时期”。那一年，《华盛顿邮报》以每股26美元的价格公开上市，几乎与此同时，一系列涉及越战的白宫高度机密文件的“五角大楼文件（Pentagon Papers）”遭到《纽约时报》的曝光，《时报》直接被美国政府责令停刊。

▲ “五角大楼文件”是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在离职前写下的有关“美国对越南政策”的研究报告，这份本意是留存给后世学者的绝密文件，被《纽约时报》秘密获取后迅速刊登在头版头条上，结果《时报》被联邦政府以“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告上法庭，并第一次下令《时报》停止文件的刊登。

更戏剧性的是，《时报》被责令停刊后，这份绝密文件被秘密转手到《邮报》的手中。

▲ 《时报》出事后，泄密者埃尔斯伯格（Daniel Ellsberg）第一时间致电《邮报》，希望由《邮报》刊登出文件的其余部分，时任《邮报》总编的本·布莱德里（Benjamin Bradlee）无比兴奋，“倘若我们不刊登，《邮报》就该换新的执行总编了！”图中讲述者为凯瑟琳的长子Donald Graham，他也是继父母之后的《邮报》的第三任继承人。

刊登文件与否，对于凯瑟琳来说是一个无比艰难的决定。身为新闻人，她当然希望报道如此重大的社会事件，身为《邮报》拥有者，她害怕此事会影响《邮报》的上市乃至后续生存，与白宫作对，也有可能令她身陷囹圄，甚至彻底失去《邮报》。

▲ 面临指控还有可能使《邮报》失去经营电视台的资格，失去电视台，意味着失去最重要的经济来源。

在最后的抉择时刻，支撑凯瑟琳做抉择的是父亲尤金·迈耶的人生信条“我将会给予人民无偏差的真相”的办报初衷。

关键时刻，凯瑟琳·格雷厄姆一锤定音，决定发表文件。

▲ 2017年斯皮尔伯格导演的电影《华盛顿邮报》，饰演凯瑟琳的梅里尔·斯特里普还原了当年力排众议，决心刊印“五角大楼文件”的这一历史性的时刻。

如最初所料，“五角大楼文件”让《邮报》和《时报》一起遭到政府起诉，结果由于刊登出的文件揭发出有关越战的真相，在社会上掀起轩然大波，民怨沸腾，最终，最高法院判定政府举证失败，《邮报》和《时报》胜诉！

▲ 《邮报》的胜诉时刻。回首往事，凯瑟琳从未怀疑过自己的这一决定，“我们从一开始就认为，‘五角大楼文件’的内容只不过是公众需要掌握的信息，有利于他们形成观点，并做出更加明智的决策。总而言之，我们相信五角大楼文件对于充分了解美国卷入越战的方式大有助益，文件的曝光不会如政府所声称的那样损害国家安全，相反，它有利于美国的国家利益——实际上，这也是负责任的报纸应尽的义务。”

“五角大楼文件案”的胜利不仅仅标志着新闻理想和言论自由的获胜，同时意味着《华盛顿邮报》成为真正具有社会影响力的报纸，意味着身为一名新闻人的凯瑟琳真正登上了美国历史的舞台。

▲ 《邮报》总编本·布莱德里（图左）回忆，“那是《邮报》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刻。它标志着《邮报》成了最高水平的报纸。”

“五角大楼文件案”仅仅是一个开端，接下来发生的“水门事件”，真正让《华盛顿邮报》留名史册。

▲ “水门事件”的开端，是在1972年，一则“五人因密谋在本市民主党办公室安装窃听器被捕”的新闻出现在了《邮报》头版头条上。

出于敏锐的新闻直觉，负责撰写这则“非法闯入”事件的两名年轻的《邮报》编辑决定将这件事深挖到底，“若非伍德沃德（Robert Woodward）和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为调查和报道所做出的非凡努力，我们也许永远都不会知晓，这座冰山（水门事件）究竟怎样巨大。 ”

经过一个月的深入调查，两名编辑联合署名发表有关“水门事件”的第一篇报道，报道中称，非法闯入民主党办公室的五名窃贼，与时任总统尼克松的竞选委员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 伯恩斯坦（左）、伍德沃德（右）和凯瑟琳。

之后，《邮报》持续不断地对“水门事件”相关人事进行深度报道，这一做法再次激怒了尼克松政府，政府新闻发言人宣称，“正在刊登的那些报道依据的不过是道听途说之言，含沙射影之事，它令无辜之人牵连受罪……无须多言，本届政府绝不容忍个人的破坏、间谍和监视活动。”

与此同时，尼克松总统竞选委员会和政府高官开始持续不断地对《邮报》甚至凯瑟琳进行攻击，声称“《邮报》居心不良，有关报道则是一派胡言。”

▲ 彼时的舆情也对《邮报》相当不利，大多数民众怀着朴素的爱国热情拥护美国政府，认为《邮报》一门心思和总统做对，甚至要求《邮报》停刊关门。

对于凯瑟琳来说，这无疑又是一场和尼克松政府之间旷日持久的苦战，她始终坚守的，仍是从父亲那里继承而来的新闻信仰，“无论被披露出来的真相多么不可思议，证明其准确性的真凭实据始终是支撑我们坚持下去的东西。”

特别是1972年，尼克松以压倒性的优势拿到自己的第二个任期之后，《邮报》的处境变得越发艰难。

▲ 当时的主流观点是，“水门事件”是《邮报》针对尼克松的公报私仇，特别是尼克松所在共和党更是对此怀恨在心，认为《邮报》从“抨击总统和共和党人”或“榨干他们最后一滴血”中获取了某种享乐，对于此类污蔑，凯瑟琳深恶痛绝，“这是我们所拥有的唯一政府，倘若不必报道此类事情，我们会快乐许多。”

就在“水门事件”的报道几乎走进穷途末路之时，转折点来临了。

1973年初，随着更多有关“水门事件”的事实真相被披露出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站在《邮报》这一边，直至有一名窃贼承认“政府高官要求他在庭审时做伪证并保持缄默”，水门事件迎来了真正的转折点，越来越多的媒体开始加入“水门事件”的报道。

很快，尼克松的幕僚相继辞职或被解雇。

终于，1974年8月，“水门事件”以尼克松引咎辞职宣告结束。

同年，为揭发“水门事件”真相忍辱负重多年的《华盛顿邮报》，获颁“普利策杰出公共服务奖”。

▲ 致谢时，凯瑟琳特别感谢了彼时已经离世十年的丈夫菲尔，并引用了菲尔的名言，“新闻是历史的首份初稿。”

对此，巴菲特的评价是“《邮报》用一篇报道改变了世界”。

然而凯瑟琳在面对这种堪称卓越的新闻成就时，表现得异常谦逊，充满了自省，“《邮报》和华盛顿邮报公司生存了下来，部分是因为记者、编辑和高管们在整个危机过程中展露出来的高超才华和坚韧品格，部分是因为运气。”

“水门事件不再是《邮报》的孤独舞台，我们为自己曾经的表演深感自豪，但 这个事件如今正踏步向前，演变为国家的悲剧，我们没有丝毫夸耀自身角色的冲动，尽管完全有理由为洗脱冤屈感到宽慰。”

▲ 在凯瑟琳心中，不是《邮报》让一位总统下台了，而是《邮报》认真履行了媒体职责，并为此负起了应付的责任。

老钱世界的规则4：

有时维持秩序对所有人都有利，明智的人选择为好人效劳

也正是在这一年，1973年巴菲特所在的公司购入《邮报》10%的B类股，自此，凯瑟琳与巴菲特长达几十年、“远超过老板与大股东关系”的友谊也从此展开。

彼时沃伦·巴菲特43岁，在商业领域小有成就，但远不是今日德高望重的巴菲特。

▲ 最初，《邮报》虽然凭借几次公共事件在新闻业内扬名，但在商界，《邮报》仍然是籍籍无名的小企业，股价也比市场平均价格更便宜，基于此，巴菲特大量购入《邮报》股票的行为不得不令凯瑟琳及其身边的团队感到疑虑不安，“周围的人以及我认识的商界的人，都在强烈警告我，他们传达的信息非常明确：‘他（巴菲特）对你不怀好意。’”

▲ 这样的忧虑不是空穴来风，因为到了1973年9月，巴菲特已共计买入41万支《邮报》股票，价值超过900万美元。

不过与巴菲特合作之初，凯瑟琳并未盲目听从周围人的警告，而是选择亲自搜寻有关巴菲特的一切信息，并且亲自与巴菲特写信并安排会面交谈，巴菲特的智慧与幽默在第一时间打动了凯瑟琳。

在与朋友的通信中，凯瑟琳曾说，“ 倘若我断言过谁是正人君子，那这个人一定就是巴菲特。”

比如在凯瑟琳暗示巴菲特的大量购入行为令她感到不安之后，巴菲特解释“‘吃入’我们公司用的是‘婴儿的牙齿’”，但同时他又立刻表示会立刻停止购入股票，“如果它们看起来像是獠牙，我就会拔掉他们。”

比如彼时身为《邮报》大股东的巴菲特一直想进入《邮报》董事会，但他坚持要等待《邮报》的邀请，直到1974年9月，凯瑟琳终于准备好并正式提出这一建议，巴菲特才名正言顺地加入《邮报》。

▲ “1974年9月11日，沃伦和唐·格雷厄姆（凯瑟琳长子）进入了华盛顿邮报公司的董事会。接下来的许多年里，没有谁对我的帮助可以与他们两人相提并论。”

加入《邮报》后，巴菲特向凯瑟琳承诺会竭尽全力地帮助她，“如果这要求我批评你回答问题，或处理任何事情的方式， 我会不留情面的，但这种批评永远都是私下的，温文尔雅的”，事实上，他确实做到了。

▲ 巴菲特对凯瑟琳的帮助指导是具体而微的，他几乎是手把手地教凯瑟琳如何以一个商人的思维去运作《邮报》，“他总是带着尽可能多的年报来参加我们的会议，指导我通读它们，描述不同的商业类型，阐述他对现存企业的主要观点，指明为什么这家公司经营优秀，而另一家则管理糟糕。他在向我传授他高度成熟的哲学理念的同时，还教会我具体做法。”

而巴菲特为什么要帮凯瑟琳？

很简单，因为巴菲特的人生原则就是“人生就像滚雪球，重要的是找到湿的雪和很长的坡”，对的企业经营者和上升期的行业是巴菲特最先考虑的。

简而言之，找到好公司并长期持有，找到好的人并与之为伍，很显然，凯瑟琳就是那个好的人，她的公司是好的公司。

上世纪七十年代，媒体方兴未艾，而她出身豪门，有深厚的人脉基础，在凶险的遗产争夺战和舆论风云里，凯瑟琳显示出她的人品和判断力，虽然她看上去像个不谙世事的家庭主妇，但她拥一个商业领袖天然的直觉和战斗力，她欠缺的仅仅是经验和一个商业顾问而已。

巴菲特选择主动成为她的商业顾问。

▲ 纪录片中，巴菲特给了老友最高赞誉，“我一生中有很多英雄，凯瑟琳·格雷厄姆绝对是我心目中的英雄。”除了超凡的商业智慧与人格魅力，真正让凯瑟琳打开心扉的，是巴菲特对这位女性企业家的真诚和尊重。

对于凯瑟琳来说，巴菲特是顶级的商业顾问，业务不用说，关键他忠诚，而且真心地欣赏她，巴菲特直言不讳，“她是独一无二的（She was one of a kind)。”

▲ 在那个女性被默认只能做家庭主妇，或者只能从事护士、教师以及秘书这类工作的年代，力排众议独自接手家族企业的凯瑟琳，的确是独一无二的。

“等而下之的效劳者会问我能在这件事情里得到什么好处，而上乘高手则问的是，我该贡献什么东西给这些人，才会教他们以后都离不开我。”巴菲特给了凯瑟琳不可或缺的帮助。

包括凯瑟琳的儿子唐·格雷厄姆（Don Graham）在内，都把巴菲特看作是凯瑟琳商业生涯里最重要的贵人，而巴菲特则自谦自己只是，“她需要一个能给她信心的人。”

▲ 巴菲特清楚地看到，从商后的凯瑟琳如何数十年如一日地与“只有男人能成功经商”的社会偏见做对抗，他钦佩凯瑟琳的勇气，并时刻给她以信心。

在凯瑟琳看来，那些年和巴菲特的来往，就像“和巴菲特一起上商学院一样”，“我是多么幸运，可以尽可能地得到沃伦·巴菲特的指点，要知道许多人愿意为此付出一切。”

▲ 巴菲特和凯瑟琳一样极度谦逊，面对老友的盛赞，巴菲特表示“凯瑟琳只是需要我的一点点补救工作”，然而凯瑟琳心知肚明，如此“补救工作”可不是谁都能给到的，“我郑重其事地开始接受商业教育，于我而言，这绝对至关重要。”

除此，巴菲特的存在，让彼时“仍然感到不自在，没有自信，总是遭到各方批评”的凯瑟琳渐渐摆脱对男性社会的恐惧，大到公司事宜小到生活琐事，巴菲特一直陪伴在凯瑟琳身边，时时刻刻给她以信心。

“沃伦从来不会用虚妄的乐观主义来安慰我，而是让我看到现实的一线光亮——不论有什么样的事情困扰着我，他都能觉察到希望。他始终平易近人， 拥有他就像是拥有了私人商业问题心理医生。”

▲ 巴菲特（左）与凯瑟琳（右）之间的关系，早已是超越了商业伙伴的存在，巴菲特是凯瑟琳的良师、更是益友，“在如此多令我忧心的事务上，沃伦（图左）增加了我的信心，开拓了我的眼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开始每天给他打两三次电话寻求建议；下至我生活中最琐碎的小事，上至公司的重大决策。尽管如此，他始终和蔼可亲、幽默风趣、乐于助人。而且，他总是守候在那里。”

巴菲特给了凯瑟琳专业的引导。

而凯瑟琳也给了巴菲特深入老钱世界的一条通道。

进入老钱世界，是需要通道的，而凯瑟琳的家世，人品和人脉有力地成为巴菲特的人格背书。

毕竟身为《邮报》的所有者、以及彼时华盛顿最有权势的家族继承人，凯瑟琳家族与当时美国政界高层的关系非常紧密，与历任美国总统都有非常紧密的来往乃至私交。

▲ 菲尔（图中戴眼镜者）与艾森豪威尔在棒球比赛现场，父亲尤金是艾森豪威尔的坚定支持者，“拥有近几年来我们一直在寻找的东西，那便是个性。”“尽管‘独立性’是《邮报》的口号，但社论版的立场明显倾向了艾森豪威尔。”

▲ 林登·约翰逊是与格雷厄姆夫妇来往最密切的总统，凯瑟琳回忆，“约翰逊积极促进媒体的发展，而菲尔始终受政治吸引。他们都热衷于权力和运用权力达成期望的目标，他们都来自南方，两人都拥有尖刻的幽默，他们之间存在天然的亲近感。”图为凯瑟琳（左二）受邀来到约翰逊的私人牧场。

▲ 与格雷厄姆夫妇私交甚深的总统还有大名鼎鼎的肯尼迪，1960年，年仅43岁的肯尼迪当选美国总统，格雷厄姆夫妇“为肯尼迪出任总统感到欢呼雀跃，部分原因在于围绕在总统身边的人，甚至总统自己，都是我们的好友，而且极大程度上还是我们的同代人。”“我们不再是执掌政府的老一辈人的忘年之交，如今，我们这一代人管理着国家。”

私交甚深就代表利益与共，私下里，凯瑟琳是传统精致的老钱，巴菲特是不拘小节的新贵，截然不同的生活模式反而加深了他们之间的友谊。

投资精英需要独自一个人做许多重要的决定，精力有限，巴菲特终生过着低物欲的生活，因为他认为“拥有的东西会占据你的生命”，所以他非但不讲究吃，也不讲究住，如今的他，仍然住在老家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远离喧嚣热闹的大都会和富人区。

▲ 巴菲特位于奥马哈的家，购于遥远的1958年，这栋房子占地约610平，内部有5间卧室和2间浴室，如今它的市值仅65万美元（约合人民币460万），远远达不到豪宅的标准。

▲ 屋内的装潢以木质材料为主，整体风格既素朴又温馨，根本看不出这是一个千亿富豪的住宅，更像一个美国普通中产的住宅，虽然如此，巴菲特对这里却情有独钟，因为这里比任何地方都让他感受到舒适放松。

▲ 如今94岁的巴菲特近些年仍活跃在商界，直到5月4日，他才正式宣布自己即将于今年年底退休。

作为曾经的世界首富、巴菲特如今身家已过1000亿美元，但他仍然保持着年轻时的饮食习惯，他最爱的食物是可乐薯条和汉堡，每周要吃三次麦当劳早餐，且从不健身。

▲ 凯瑟琳曾在自传中写“我常常认为自己改善了他的饮食习惯以及穿着品味。”然而对此，94岁的巴菲特笑着说，“凯瑟琳从没能改变我”。

巴菲特入股后，凯瑟琳更加将《邮报》带到一个全新的高度，她不仅让《邮报》在经受住了数次社会事件的洗礼，成为首都首屈一指的大报，而且到了80年代中期，《邮报》的市值已翻了近十倍，成为真正有商业价值的大型企业。

直至1979年，时年62岁的凯瑟琳·格雷厄姆决定正式把《邮报》交到儿子唐纳德·格雷厄姆手中。

▲ “我一直都知道，唐终有一日会成为发行人，但却未能预料到卸下这个职务于我会如此艰难。这次变动带来了巨大的情感痛楚，我对《邮报》有着深深的情感眷恋。早些年，我陪伴着父亲和菲尔，为《邮报》的艰难求生殚精竭虑，担任发行人后又独自经受了许多动荡不安的岁月，这些使我对《邮报》有了不可估量、永不褪变的爱意。”

凯瑟琳这一生串起的百年老钱世界

毫无疑问，中年丧偶、独立撑起《邮报》的凯瑟琳，后半生的生活称得上精彩纷呈、波澜壮阔。

可是，和大多数商业成功的中年女性一样，凯瑟琳后半生的感情几乎是一片空白，“ 从执掌邮报公司的那刻起，我就再也无法想象出适合我的新婚姻了。”

▲ 凯瑟琳在工作后的最初几年里，经常会被问到为什么从未再婚，“我非常抵触这个问题，觉得换成男性发行人就不会被问及如此问题。”“强势、聪慧、坚韧和专注的男性对我很有吸引力，但这样的男性通常不会接纳我忙忙碌碌、缤纷多彩的生活。这些男性需要更多的关心和情感投入，而经过一天的工作后，这两样东西我都所剩无几。”

▲ “实际上，我根本就没有去寻找。我全身心地沉浸在事业上，很少去思考再婚的可能。倘若你已经单独生活了好几年，恐怕你就会开始意识到，改变自己去同某个人生活，适应乃至迁就他的意愿和生活方式是极为困难的事情。我很清楚，我嫁给了工作，且深爱着它。”“在某种程度上，我给年轻女性树立了榜样，这给了我极大的快乐和满足。”

退休后，凯瑟琳逐渐彻底退出《邮报》管理层，她写写自传、四处旅行，过上了丰富充实的退休生活。

▲ 1997年，80岁的凯瑟琳·格雷厄姆出版个人回忆录“Personal History（个人历史）”（本文大多数的引用的，均出自这本回忆录），细述自己一生的经历，“Personal History”荣获1998年普利策奖。

▲ 自传的中译本题目是《我的一生略小于美国现代史》，“略小于美国现代史”很好地总结了凯瑟琳的一生，她的一生的确贯穿并深刻参与了整个美国现代史的进程，意义非凡。

▲ 与父辈一样，凯瑟琳与美国历任总统都有深深浅浅的交集，图为凯瑟琳与老布什。

▲ 凯瑟琳与克林顿。

2001年7月，凯瑟琳在爱达荷州参加某次媒体领袖年会，偶然从台阶失足绊倒，之后不幸去世，享年84岁。

▲ 凯瑟琳的葬礼上，除了巴菲特，比尔· 盖茨（右）也来了。

凯瑟琳·格雷厄姆的去世，代表着20世纪传统媒体最辉煌时代的终结。

当然，即便《邮报》的继任者、凯瑟琳的长子Don Graham再怎么出色尽职，他也无法再现曾经“水门事件”时一张报纸改写美国现代史的辉煌，更不要说随着互联网的兴起，传统媒体江河日下的21世纪......

▲ 近些年纸媒落寞，《邮报》也难逃经营困境，2013年，格雷厄姆家族以2.5亿美元的价格将《邮报》出售给贝佐斯（图左）。

▲ Don Graham也已经80岁，根据"X"上的主页介绍，如今的他基本已经远离新闻业，是华盛顿地区某助学基金会的合伙人。

▲ Don Graham与女儿、女婿和外孙们。

▲ 除了Don Graham，格雷厄姆家另一位从事新闻业的，正是上文提到与母亲共度难关的长女Lally Weymouth，Lally在弟弟Don接手母亲的职位后，顺理成章地成为《邮报》的第二号人物。在担任《邮报》出版人以及主编的那些年，Lally一直活跃在前线，以采访各国首相而知名，Lally的最后一次公开采访，是2016年，彼时73岁的她在缅甸大选后采访昂山素姬。现年82岁的Lally如今也已几乎从新闻业隐退。

二十多年过去了，凯瑟琳·格雷厄姆仍然是九十多岁的巴菲特最心心念念的人，一是因为他们一起经历过风雨，共同处在人生的上升期，二是凯瑟琳代表了老钱家族中最温情最友善的那一面，第三是因为她的故事确实能代表时代的变迁。

过去一百年，老钱世界最大的变化是出现了更多女性继承人。

在一个女性不被认为拥有职业生命，不被资源供给的年代里，凯瑟琳在有意无意之间开拓了女性的边界。

一个被命运、社会和家庭规训的传统女性，在人生的关键时刻勇敢、独立地扛起自己命运的故事，这样的女性处境至今仍是遍在的，所以这样的故事至今仍没有过时。

▲ 扮演过凯瑟琳·格雷厄姆的梅丽尔·斯特里普曾说，凯瑟琳的故事，实际上是很多很多代女人的故事，事到如今进入社会领导岗位的女性，仍然遭受着各种各样的限制。

她用几十年坚持不懈的惨淡经营，打破了美国社会中长期以来存在的“只有男人能成功经商”的社会偏见。

即便凯瑟琳从来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女权主义者，也从来不是一个自信无匹的强势领导者，在白人男性为主的领导层中，她常常是退让的、乃至于怯懦的。

正是这种“怯懦的勇气”和守护《邮报》的信念感，最终带领她战胜无数不可预料的困境，走过上世纪美国最风云激荡的岁月。

回首往事，凯瑟琳·格雷厄姆总是将人生大半的经历归结为“运气”，从不夸大自己的勇敢和努力。

▲ 即便是回顾报道“水门事件”这样一项改变了美国历史的成就，凯瑟琳也从不夸大自己的作为，大家常常认为我勇气可嘉，因为我在“水门事件”中支持了编辑们。事实是，我始终觉得自己根本别无选择。一个人可以选择时，才谈得上勇气。在“水门事件”中，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重大的抉择时刻，可以让我或任何人提议停止报道。

每一个凯瑟琳·格雷厄姆口中的“无从选择”，其实仔细看来，都是需要过人的勇气与毅力来支撑的非凡抉择。

保持谦逊、保持前进，在人生的低谷中敢于重塑生命，在男性的世界借力打力，寻找合适的人来帮助自己，在现行的规则之内，让自己的事业范围实现最大化，并且按照自己的心意活出了精彩的一生，这确实是真正的大女主。

作者：Vivian

责任编辑：Miss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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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原创，配图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