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宋志平，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会长、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首席专家

｜总裁读书会

创新的本质

记者：创新是当下的热词。但是每个人对创新的理解不同。您认为创新的本质是什么？

宋志平：关于创新，从广义上来讲，我们会讲到社会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甚至思想创新等。但是，我今天讲的创新的本质或者创新的核心是企业创新。我认为应该把创新聚焦到企业创新上来。那到底什么叫企业的创新？这也是大家现在研究的问题。

1912年熊彼特写了《经济发展理论》，这本书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书中第一次提出了企业创新的概念。到底什么叫企业创新？书中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词汇——“新组合”。

熊彼特认为所谓的创新是指一些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之间的一种新的组合。这种新的组合颠覆了过去的传统模式，所以又叫“破坏性创新”。创新的事情应该由谁来做？是企业家在做，企业家是创新的灵魂。所以他是把创新、企业、企业家连在一起了。同时他还提出，资本的主要功能是创新，资本是企业家用作创新的杠杆。基于熊彼特讲的这些概念，我理解最初的创新强调企业的创新，企业对这些新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进行新的组合。

其实今天我们不难理解什么叫“新组合”。比如现在搞互联网，实际上就是我们把线上和线下的产品结合在一起，通过物流快递等形式进行新组合。这些新组合颠覆了过去传统的大商场销售等商业模式。熊彼特讲的创新包括产品的创新、工艺的创新、组织的创新、资源配置的创新。他讲的是比较宽泛的，在每一个方面都会发生新的组合，包括商业模式的创新、市场的创新等。

近几年业界掀起“创新热”，为什么大家对创新这么感兴趣？其实，我们知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产生阶段性的调整。经济学里有一个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理论，认为50～60年为一个经济发展周期。当年在美国为什么兴起创新热？德鲁克在1985年写了一本书《创新与企业家精神》，这是继熊彼特讲创新之后，又一本划时代的书。

德鲁克讲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经历了20年的繁荣，到1965年的时候开始衰退，而美国在1965年到1985年这20年里出现了繁荣。他研究为什么美国会出现繁荣，到底发生了什么。研究结果发现美国是用创新型经济取代了过去的管制型经济，所以出现了繁荣，从1965年到1985年，美国的就业人数从7000万人提升到了1.1亿人。

为什么在中国，创新也这么热？因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实现了快速发展，现在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我们需要通过创新，实现竞争力的进一步提升。

记者：中国正处于新常态经济周期中，也正是新旧周期变化导致经济持续处于一定阶段的状态。

宋志平：对，其实这就是经济周期。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提出了创新创业活动，希望用创新经济取代传统的经济模式。这就是我们提出创新的一个原因，因为只有创新才可以带来巨大的活力。这几年的实践也证明，创新确确实实起到了这个作用。各行各业都在创新，推动了整个经济和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记者：我们在一些区域调研时发现，很多企业有创新创业的激情，但是在创新过程中也存在盲目创新，有的“只开花不结果”，停留在概念和故事中，导致“不创新等死，创新找死”的局面。您怎么看当下“创新热”的态势，在“创新热”背后如何比较理性地选择，减少“创新泡沫”？

宋志平：我经常提醒大家，我们应该进行有目的的创新和有效益的创新。创新应该是理性的、专业的、有定力的。当然创新失败是有概率的。但是我认为做企业有一定的约束，如果企业不赚钱、屡屡失败，那么这个企业就快倒闭了。所以企业创新的成功和企业的效益紧紧连在一起。

从风险投资的角度来讲，可能做10个项目，有3个项目成功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从企业的角度来看，所做的创新项目中可能要有7个成功项目或者更多才行。所以我总是讲，创新实际上是有目的的活动。德鲁克在他的书里提到有目的的创新可以使创新的风险降低90%。创新是企业家有目的地寻求机遇的一个过程，而不是盲目的。所以对企业来讲，创新是附加了条件的。

创新也要试错，要允许失败，每个创新都成功，那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还要千方百计地减少创新的风险。企业家需要冒险精神，但是对企业家来讲，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规避和降低风险，这是对企业家的要求。所以企业家还是要千方百计提高创新的成功率。

源自民间的创新文化至关重要

记者：目前，地方城市都希望自己成为国家的科技创新中心或国家实验室，可以说，地方对于创新的热情很高。您觉得政府主导的创新与企业个体自发的创新应如何结合起来？

宋志平：我们国家确实有举国体制的优势，我们也有在政府的推动下进行创新的条件。所以我们国家的创新是结合起来的，一方面是政府对创新的推动；另一方面是企业创新、民间创新，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地结合。

我刚刚去过深圳，深圳的创新实际上是以企业创新为主的创新。有时候我会和大家说应该“倒立着”看深圳。这句话从哪儿来的？弗里德曼在博鳌论坛讲到，如果去美国的话，要“倒立着”看美国。因为正着看是华盛顿、华尔街，“倒立着”会看到美国民间的创新。民间创新的力量是巨大的。他讲到，美国的硅谷并不是开发区，而是斯坦福大学的老师带着学生敲敲打打做起来的。

我这次去深圳，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感受。过去我也是“正着看”深圳，这次接触了很多民间的创业者。在调研过程中，我了解到一个家庭中的几个兄弟都在创业，父辈创新创业，孩子们也在创新创业，等于这一个家庭都在创业中进行“新组合”。这确实让我很受触动。

记者：深圳是一座创业之城，社会蕴藏着巨大的创新基因，这是深圳这座城市鲜明的城市价值。

宋志平：对，比如深圳的粤海街道，这个街道居然有100多家上市公司，令人震撼。深圳的创新实际是自下而上的创新，所以深圳是中国的“硅谷”，创新热度是民间自发的。

回到刚才的问题，我认为在中国，政府为民间创新营造了良好的环境。各地那么多的高新开发区，那么多的创新中心，反映了各地政府对创新的态度。这是件好事。但是，创新归根结底是企业的事情，政府代替不了企业，光靠政府一头热也不行，不然搞了半天开发区，没有创新企业，是不成功的。像我刚才讲的粤海街道，居然有那么多创新企业在那里。深圳地方政府被认为是服务型机构，企业是跑在前头的。

创新很大程度源自民间的创新文化。所以，创新文化也是至关重要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费尔普斯所著的《大繁荣》提出了与创新有关的新观点。在这本书里，他揭示了一个原理，创新可能和制度、政策没太多关系，主要与价值观和文化相关。他认为大范围的创新活力只能由正确的价值观激发，比如提倡创新和探索、促进个人成长的现代价值观，这些价值观会点燃草根经济的活力。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示。

我国大力推进创新创业活动，积极推动企业的创新。我们讲创新是以企业为主体的，政府积极为企业营造创新的环境，我们应鼓励自下而上主动作为、积极探索、勇于创新。

记者：企业家才是创新的英雄，是草根创新的涓涓细流，汇聚并浇灌了创新的土壤。

宋志平：我大学毕业的时候读过一本讲美国企业英雄的书，那本书的名字是《企业英雄》。当年美国西部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的创新英雄——企业家？书中认为当时开发西部，去了很多西部牛仔，他们是富于牺牲精神、冒险精神的人；还去了很多独立性很强的女孩，后来这些女孩变成了英雄的母亲，因为二代继承了父母的创新创业基因。

深圳也是这样，我就在想，改革开放以后，很多内地人去深圳，他们都是那种有拼搏精神、有冒险精神的人，其中很多人留了下来，现在他们的孩子长大了。所以深圳这个地方实际上是有创新基因的，深圳是移民城市，是人们打拼的地方，容易形成这种创新的文化。

记者：正如《世界是平的》一书的作者弗里德曼所说，你们什么都可以拿走，但是有一招儿你们没学会我们就不怕，那就是美国民间的创新能力、创新文化。

宋志平：这对我们很多城市的启示是，可能最重要的不是建创新中心，而是要营造创新创业的文化。

中国人的创造能力其实是很强的，凡是能够编童话故事、神话故事的民族都有创造力。不要小看这些故事，这些其实都是创意。这种文化至关重要，我们是有这种文化的，应该认真思考如何激发大家的创新热情、保护大家的创新热情，宣传这些创新创业的英雄。

记者：您的《问道创新》那本书提到“费尔普斯之问”。他曾提出一个担忧：中国现在亟待进行高速的本土创新，但是到底中国是否有这样的文化能够去推动大规模的本土创新呢？

宋志平：一个民族的繁荣取决于创新活动的广度和深度。要让创新文化根深蒂固，我们应该从教育入手，保护孩子们的好奇心，支持他们大胆地假设。实际上孩子的好奇心就是创新的最初动力。

记者：在提问题方面，不同国家的家长的做法也是不一样的。中国家长喜欢说：“这次你考了多少分？排第几名？”而有些国家的家长会问：“今天你在学校向老师提了什么好问题？”

宋志平：能够质疑、能够提问，这些东西其实就是创新，是最初产生创意的思想基础。当然，除了父母引导孩子创新，在公司层面，我们还应该支持员工的创新思想，推而广之就是建立创新文化。我们现在也是在积极营造支持创新的文化氛围。

费尔普斯还讲到了草根创新。他认为大企业创新能力不够，创新主要靠草根创新，也就是我们讲的民间创新。比如，美国的Facebook、微软、苹果等，其实大多是从草根企业做起来的。

德鲁克认为，确实很多创新不是大企业主导的。比如，美国在汽车时代，铁路公司制造汽车，结果没造出来，造得好的是福特；在航空时代，汽车公司一股脑去造飞机，真正造出飞机的却是波音和麦道，而不是汽车公司。同时他认为，像美国的强生、3M等公司，也在一路创新。这里面就牵涉持续性创新和颠覆性创新的问题。

其实大企业往往做的是持续性创新，一直研究怎么把东西做得更好，但是颠覆性创新往往是民间的创新。比如，特斯拉原来不是大企业，特斯拉的电动车颠覆了传统汽油车行业。汽油车厂家的持续性创新就是不停地改进汽油车的质量、降低燃油消耗、提高舒适度等。电动车的出现属于颠覆性的创新。

记者：对，其实在中国存在这样一个问题，有的国有企业，它们往往有创新的资源聚集能力，但是创新动力不足。民间有创新的热情，但是没有创新的资源聚集能力，这两者似乎是一组矛盾。国企和民企的创新方式有何不同？如何发挥企业骨干的创新创业热情？

宋志平：实际上，国企和民企在创新上有所分工。实际上像航天航空等大规模的创新都是由国企来做的。这些企业的创新是要解决国家的战略性问题，属于关键性和前瞻性的创新，不是我们讲的民间的创新。但大企业都有自己的主业，它们会比较倾向于主业的持续性创新。炼钢的继续研究炼钢，做水泥的继续研究水泥，往往对颠覆性创新不够敏感。

民间创新恰恰可以弥补这种不足，民间创新没有太大的包袱，只要产品能在市场上取得成功，就是好的创新。民间创新的缺点是缺少资本，资本市场的介入使这些创新的资源问题迎刃而解了。这就是为什么当下进行民间创新的年轻人，能够迅速成长为企业的英雄。他们在资本市场迅速成功，募集了资金，调过头来支持创新，使企业迅速变成独角兽企业。如果民间的企业没有资本介入，基本上是没有可能创新成功的。

今天回过头来看，实际上美国的创新繁荣主要基于成熟的资本市场支持创新。我们现在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们的资本市场也在大力支持创新，解决了草根创新、民间创新的资源从哪里来的问题。比如，宁德时代、迈瑞医疗等上市公司有很高的市值，资本市场认同这些创新企业，这些企业从资本市场融到资金后去做创新就变得更加容易。

科技型企业和资本的结合会更加紧密

记者：对于有初创期、成长期和成熟期研发周期的新技术，很多风投并不看好。PE风投更喜欢三五年可以套现的项目，在进行投资决策时不重视创新。所以这样的创业企业就面临缺乏研发资金的困扰。您认为资本市场应该建立一个怎样的机制，能跟这些创业企业对接，激励它们在研发之路上走下去？

宋志平：一方面，目前，我国A股市场有4200多家上市公司，如果加上在境外上市的中概股公司，我国有5000多家上市公司，这是一个庞大的市场。另一方面，企业上市之前主要靠私募基金来培育。有的基金欲求短期变现，但有的基金会支持长期的创新。虽然风险大，但是将来获益也高。创业者要把故事跟更多的投资者讲清楚，为投资者描绘一个可以信任的未来。作为一个创业者，一是要扎扎实实做事；二是要把故事讲清楚；三是要懂得吸引投资者。

记者：现在资本市场有科创板、创业板等不同层次，我感觉现在科技企业进入IPO报备流程的数量在不断提升。您预测未来几年我国上市公司中，创新企业是否会有一个飞跃式的发展？资本和技术紧密结合的周期是否要开始了？

宋志平：是。现在资本市场大力支持有科技含量的新技术、新产品，放眼未来，科技型企业和资本的结合一定会更加紧密。

像刚才讲的独角兽，其实独角兽是创新企业和资本结合的果实。中国独角兽的数量会越来越多，独角兽数量的增长意味着我们的创新和资本市场的结合度越来越高，也就是得到资本市场认同的创新企业会越来越多。

记者：有没有这样一个机制：比如，中国建材这样能聚集资源的大型企业，建立一个产业联盟或者协同创新中心，能让没有资源的小企业能在这个公共平台上一起去做创新的事？

宋志平：其实现在大型央企也在和民间的科技公司合作，这也是创新的重要途径，大企业有一定的资源，民间企业有一定的科技创新精神。比如，中国建材的碳纤维是和民营科技公司合作的。中国建材有研究院，有雄厚的制造基础，关键还有资金实力，双方联合起来，经过十几年的发展，现在做到全国第一，同时荣获了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现在中国的大飞机、航天器等都在采用该技术。

学校也一样，过去我们老讲产学研，创新的平台应该是开放的。像麻省理工学院的全球产业联盟连接着1700多家创新型初创企业和260余家联盟会员企业，架起了创新源头和产业转化之间的桥梁。我们的高校也可以有这样的联盟。创新实际上是个开放系统，不能关着门自己做。

记者：从国家层面来看更重要的是创新的生态，单纯地讲技术创新，很难走得远。您怎么看技术创新和其他创新体系的融合？

宋志平：科创板的设立是资本市场的制度创新。正是这样的创新，带来了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力，支持了这么多企业进行创新。我们大环境的改善、一些政策的出台、一些新制度的设立，实际上直接关乎企业的创新。企业创新不是孤立的，所以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出台适应企业创新的政策，并不断在制度层面进行完善和提高，这对企业创新来讲至关重要。

提倡自立自强、自主创新

记者：在世界5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里，中国有220多种产品的产量位居全球首位，形成了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当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曾有人提出，我们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还有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遇到“卡脖子”问题，有些领域会受到影响，我们成为制造强国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您怎么看？

宋志平：目前我们的制造业企业更多是在做系统集成。当然我们的产品也满足了很多国家的需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也是全球化的意义所在。西方个别国家对我们技术“卡脖子”，搞技术脱钩等，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压力。当然，如果继续下去也会损害他们自己的利益。因为科技是有价值的，如果长期不能变现，这些科技公司可能无法生存。反过来讲，透过这场技术封锁，我们应该深刻地反思。

记者：很多关键技术必须依赖自主创新。中国是制造大国，但自主创新能力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宋志平：所以我们要弥补这些短板，我们要提倡自立自强、自主创新，这个时候我们应集中力量，发挥举国之力，大家团结起来，解决好“卡脖子”的技术问题。只要我们认识到了就能够做好，当然这需要大家持续奋斗。

举个例子，过去我们讲“缺芯少屏”，电视机、手机的屏幕，过去我们做不了。但是今天通过技术创新、集成创新，我国在电视机和手机屏幕领域的供应量和市场份额均处于全球领先地位。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屏幕上这块玻璃，过去主要依靠进口，现在我们都能做出来。

我们可以发现，只要认识到问题所在，自立自强，自主创新，问题慢慢都会解决的。从长远来讲，我们国家应该主动弥补产业链配套中的短板，这也是我们产业界要意识到的事情。当然，我们也希望和全世界的技术联系起来、联合起来，实现集成创新，互相借鉴，互相帮助。

记者：如何理解自主创新、集成创新、模仿创新的关系，处理好企业持续性创新和颠覆性创新的关系？

宋志平：对于自主创新，有几种理解。一是原始的和独立的创新。二是集成创新，也就是说把各种创新要素联系在一起的创新。三是模仿创新，使技术有所改善的创新。我们过去讲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我们要把再创新也放在自主创新里面。

所以对自主创新，我们可能有更宽泛的理解，其实自主创新不见得完全是关着门自己做出来的，今天的企业很难完全关起门来做产品，我们在做自主创新的时候，并不排斥集成、互相借鉴、合作。

持续性创新和颠覆性创新曾被哈佛大学教授描述为创新者的两难，像今天的汽车企业，既要做好汽油车的持续性创新，又要做好电动车的颠覆性创新，既做矛，又做盾，但汽油车和电动车有完全不同的技术逻辑，所以企业应让不同的专家分别进行创新，这样才能把矛和盾都做好。

当然，如果行业被彻底颠覆，企业要果断地进行转型，比如当年数码相机是柯达发明的，但柯达不愿放弃胶片技术的眼前效益，最后被其他企业用数码技术颠覆了。事实证明，企业不重视颠覆性创新将会被颠覆。因此，我们看到不少汽车企业既做汽油车，也做电动车，甚至还做氢燃料电池汽车，说明如今的企业对于创新的敏感度极高，没有人敢掉以轻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