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20年代，当哈佛大学热带医学专家理查德·斯特朗踏上利比里亚的土地时，他怀揣的不仅是医学考察的任务，更是一场科学与资本共谋的殖民实验。在费尔斯通公司的资助下，斯特朗的团队以“医学调查”为名，深入利比里亚内陆，收集物种标本、拍摄土著生活。这场看似高尚的学术考察，实则为美国橡胶巨头掠夺土地、压榨劳工提供了“科学背书”。

《橡胶帝国：美国资本在利比里亚的土地与权力之争》，[美]格雷格·米特曼 著，田泽浩 译，万有引力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20世纪上半叶，美国工业巨头费尔斯通公司在利比里亚建立起一个庞大的橡胶帝国。在美国政府默许乃至推动下，费尔斯通与利比里亚政府达成交易，以“发展与进步”之名大规模掠夺土地，建造种植园。

种植园中心夜夜笙歌，橡胶带来的暴利让白人管理者和少数利比里亚精英过着优渥舒适的生活。而在远方的橡胶树林里，利比里亚原住民劳工在种族歧视、劳动剥削与暴力压迫下挣扎求生。

随着利比里亚财政与劳工体系被逐步掌控，美国资本实质上重塑了这片土地的经济、社会与生态秩序，为日后利比里亚的社会分裂与内战爆发埋下隐患。而在这一切背后，费尔斯通始终自诩为“拯救利比里亚”的慈善家。

（下文摘自《橡胶帝国》第三章《资本的传教士》）

费尔斯通在利比里亚的实验引起了哈佛大学教授斯特朗极大兴趣。斯特朗是两座英国橡胶种植园的股东，他意识到英国的橡胶垄断对美国经济利益的威胁。1925年2月，斯特朗接受了费尔斯通轮胎橡胶公司的咨询。该公司承认，利比里亚种植园的效率和成功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人的健康状况”，公司还请斯特朗推荐可以“为我们的管理人员和当地劳工提供医学服务”的合适人选。12月，沙特克利用他在哈佛大学的关系，安排他的学生斯特朗与老哈维会面。1925年1月，他们在纽约的花园酒店见了面。斯特朗大力推销热带医学系的专业知识对费尔斯通的利比里亚项目的价值。老哈维显得很有兴趣，并为考察项目提供了后勤支持，但他没有给哈佛大学一分钱。斯特朗启程前往利比里亚时，沙特克还写信向他保证，不久之后，“费尔斯通就会慷慨解囊”。8月下旬，哈佛大学考察队离开费尔斯通公司的种植园，前往利比里亚内陆后不久，沙特克再度来信。斯特朗的这位金主自信地写道：“费尔斯通已经‘把手放在犁上’（指着手做事或开启一项进程）,我们会让他牢牢握住。”沙特克以白人的优越感居高临下地写道：“不能一直指望8000个非裔美国人管事。”这一贬低黑人的种族歧视观点消解了黑人自治的可能。不久，费尔斯通真的慷慨解囊了。他拿出二万美元用于出版考察队的两卷报告。与哈佛大学的合作对费尔斯通的公共活动相当有益，在此后建立工业种植园的过程中更是发挥了关键作用。

照片与影像资料记录了在费尔斯通4号种植园进行的一次巴萨人文化表演，由哈佛大学考察队的摄影师洛林·惠特曼摄于1926年。2018年，奎桑村的长者曾用这些资料说明，费尔斯通的到来令他们的祖先流离失所。惠特曼摄于1926年（印第安纳大学图书馆收藏）

1926年11月30日，斯特朗搭上前往比属刚果的“沃尔弗拉姆”号货船。他在船上给哈佛大学校长洛厄尔写了一封信，介绍了考察队在利比里亚取得的成果。他们走遍了该国几乎所有地区，评估了“几乎所有重要的部落”。他们收集了约500只鸟和哺乳动物的毛皮，1300份开花植物标本，36只吸血昆虫和“15只跳蚤、虱子、臭虫、蜱虫等寄生虫”的标本。他们开设了大量诊所，完成了诊断实验室的工作，还编写了一份医学调查报告，记录了困扰利比里亚人民的各种疾病，包括疟疾、血吸虫病、盘尾丝虫病、钩虫病、麻风病、象皮病等。他们拍摄了超过675张照片，录制了7700英尺长的胶片，记录了利比里亚人民从沿海到内陆的不同的生活方式。总而言之，这次考察十分成功，哈佛大学将以此为荣。

考察结束时各成员都身体无恙，这让斯特朗松了口气。他在报告的结尾提到了一个他认为有责任解决的问题。他要求洛厄尔同他详细讨论考察队遇到的“一些关于利比里亚的政治和社会问题”。斯特朗离开利比里亚时，也向助理国务卿卡斯尔去函，表示自己对“在这片土地，尤其是内陆地区目睹的悲哀状况”深感痛心。这两封信中提到的“问题”与“悲哀状况”指的都是利比里亚国内的强迫劳动现象。在考察途中，斯特朗对当地的劳工状况愈发愤慨。他发现费尔斯通招募30万名劳工的计划严重忽视了当地的现实情况。那里男性劳工稀缺，斯特朗亲身体会了这一点，考察队在利比里亚东南部一度被迫雇用女性充当脚夫。这一行为违背了斯特朗的道德感，伤害了他的男性自尊心。然而，考察队途经的当地村落普遍缺少男性，他们都已被纳入利比里亚政府的强迫劳动计划。该方案计划将契约工人送往位于费尔南多波岛的可可种植园。那座岛屿在跨大西洋奴隶贸易历史上具有长期的战略价值，自15世纪起先后被葡萄牙、荷兰和西班牙占领。斯特朗不断指示惠特曼用照片与胶片记录压迫与强迫劳动的状况，包括修路的男性劳工、被当作人质的女性、在政府农场劳作的女性和抬着地区专员的吊床穿越内陆的脚夫等。斯特朗收集了大量这样的证据，他希望说服美国政府官员出面解决利比里亚国内的滥用强迫劳动问题。

一名受考察队雇用的利比里亚年轻工人与一条被猎杀的鳄鱼。在为哈佛大学比较动物学博物馆收集野生动物的过程中，斯特朗及其团队依赖当地原住民猎人的技艺。洛林·惠特曼摄于1926年（印第安纳大学图书馆收藏）

回到美国后，斯特朗凭借他与共和党高层的交情打开了通往白宫的大门。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塔夫脱将他自菲律宾归来的朋友邀请到华盛顿特区的家中，聆听这位医生的所见所感。1928年2月，另一位好友与赞助人福布斯安排斯特朗在白宫面见柯立芝总统并留宿。斯特朗向总统强调了利比里亚政府的边防部队对该国内陆地区人民的“过分虐待”，而且没有任何“补救措施”。斯特朗虽然赞成利比里亚成为美国保护国的想法，但认为这种干预“目前是不切实际的”。相反，他认为费尔斯通协议要求的对利比里亚提供贷款一事，能够使美国获得对利比里亚的巨大影响力。卡斯尔在会面后不久回复称：“总统先生很感兴趣，那些谈话激起了他对那个国家的关切。”斯特朗还将这些指控公之于众。他在《波士顿先驱报》的一篇社论中表示，强迫劳动的情况“绝不会得到文明世界的认可或尊重”。

在公开发表对利比里亚政府的道德控诉时，斯特朗并未透露他与费尔斯通的关系。一位哈佛大学的医生对利比里亚当地居民的担忧似乎完全出自人道主义目的与善意。然而，斯特朗与利比里亚各族群的交流和他对他们的描述都揭露了他更为复杂的动机。斯特朗在利比里亚同样使用过强迫劳动。当考察队抵达东南海岸附近的陶亚镇时，斯特朗的团队处境艰难。村子里几乎找不到男人，而被雇用的人往往会丢下货物逃走。惠特曼有时不得不独自把物资运过河，因为身材矮小的妇女和儿童应付不了水流。当他们终于找到一群男人时，考察队用绳索与藤蔓将他们绑了起来。“那是一个欢乐的队伍，”惠特曼在日记中写道，“18个男人被锁链（我指的是绳子）捆住，还有3个全副武装的白人，随时准备开枪杀人。真是一幅美妙的图景。”惠特曼不由自主地联想到，这幅画面与“多年前许多类似的场景”没有任何区别，当时“白人奴隶贩子拿着鞭子和原始的枪支”穿越丛林。然而，他和他的上司都没有用胶片记录下这幅画面。

斯特朗对利比里亚触目惊心的强迫劳动事实的公开批评，实则给费尔斯通公司带来了极大的好处。这家橡胶公司如果想招到工人，就必须向利比里亚政府施压，要求其放弃在国内使用和向海外输出强迫劳动。此外，这一举动呼应着费尔斯通宣传的企业福利与善行文化，而科学与医学在其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虽然费尔斯通严词拒绝他在美国本土的工厂组建工会，但他仍然将自己视为劳资关系中的先驱，因为他向自己的雇员提供住房、医疗等诸多福利。在种植园使用强迫劳动，完全不符合费尔斯通精心塑造的这种仁慈的资本主义形象。

在哈佛大学考察队成员看来，对利比里亚雨林的滥砍滥伐并非生态暴行，而是代表着现代工业发展的基础。惠特曼摄于1926年（印第安纳大学图书馆收藏）

在这家美国企业进入利比里亚，并培育不断发展壮大的种植园世界的过程中，科学与医学被证明是关键的盟友。热带医学与植物学、昆虫学和人类学等科学，帮助改变了利比里亚土地与生命之间的关系，推动了巴西橡胶木的引进，并建立了一套可以源源不断产出橡胶与利润的生产体系。在这项大规模工业事业中，费尔斯通利用科学领域的专业知识的目的并不是促进种族平等，而是实践白人至上与种族歧视。科学报告与道德规范携手共进，这种方式曾使美国国内的《吉姆·克劳法》和美国在全世界的干预行为合法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