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追问nextquestion

在拖延症、注意力涣散和上瘾等行为之间来回拉扯，为什么我总是忍不住破坏自己的生活？

几年前，我在英国广播公司（BBC）的会议室里接受晋升考核，对面是一个由资深编辑组成的小组。多年来在基层岗位上兢兢业业的我格外渴望晋升的机会。当一位编辑问我关于团队合作的问题时，我本想用工作中的具体事例来回答，但怪事发生了。我的脑海里突然开始循环播放一首歌曲：“公共汽车的轮子不停地转啊转，转啊转*。”我在我的孩子蹒跚学步时就给他们唱过这首歌。但现在，它欢快的音调仿佛是不可违抗的指令：我在脑海中吟唱着“转啊转，转啊转，转啊转”，不由自主地咬紧牙关，眨巴眼睛。

▷译者注：这首歌为经典英语儿歌The Wheels on the Bus（公共汽车的车轮），是Verna Hills于1937年发表的歌曲，在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国家广为人知。

在给面试官们讲述迟到的客人和不耐烦的播音员时，我并没有完全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只是隐约感觉这个故事讲地格外艰难，好像在嘈杂的夜店与人深入对话。同时，我脑海中的单人乐队像个霸屏的暴君，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打算。我心想，坚决不能让面试官们看出我的异样，却猛然意识到自己在疯狂眨眼，部门主管也在盯着我看。我露馅了。

多年来，强迫症（OCD）让我染上了诸多痛苦且带有惩罚意味的习惯：用舌头刮牙齿、眼睛闪烁不定、撕扯嘴唇上的死皮直到流血。当我想做的事情有严重的后果，比如做一件能提高声望的事情，或者取悦他人时，情况会更加严重。即便我只是想活在当下，想要释放天性，纵情享乐时，情况也不容乐观。我的强迫症阴险奸诈，千变万化，它可以逃避意识的觉察或主观的控制，就好像有自己的意志一样。但归根结底，它是我的一部分。

强迫症只是我与自己作对的方式之一。我还是一个拖延症患者。在写作时，我经常来回滚动页面，分散自己的注意力；每当想与孩子们共度美好时光时，我就会有查看电子邮件的冲动。我也是一个“瘾君子”，但不到病理性的程度，而是日常化的上瘾。我沉迷于电子产品（虽然我没有智能手机），晚上借酒消愁（虽然饮酒量低于每周推荐的酒精摄入上限）。我也对产出成果和达成目标“上瘾”：沉迷于在待办事项清单上打勾、沉迷于忙碌、沉迷于将每分每秒都塞得满满当当——即使我渴望有时间和空间来回顾、反思。

▷Female Artist (1910) by Ernst Ludwig Kirchner。图源：Brücke Museum, Berlin

拖延症、注意力涣散、上瘾和强迫症都是自我破坏的方式。即便在日子过得不顺，或者需要外界帮助的时候，我们也无法遏制地伤害自己，这也是人生一大未解之谜。

自我破坏有多种形式。如果你和我一样，那么你会在感到窘迫时把事情搞得一团糟。被问到问题时一脸茫然；想给别人留下深刻印象时，却脱口而出一些蠢话；好不容易腾出时间来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却把这些宝贵的时间浪费在了生活琐事和社交媒体上。也许你也曾因为一些无关紧要的事与长期忍受你的伴侣发生争吵，吵到你担心对方真的有一天会打包收拾，离你而去。或者，你会无休止地批评自己，阻碍自己取得进步。自我破坏会让我们远离既定目标，在有机会的时候无法把握，又或是巧妙地妨碍我们遇到机会。这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总是自己阻碍自己前进的步伐，让周密的计划毁于一旦。

在《斐德罗篇》*中，柏拉图用“双轮战车”来比喻被一分为二的人类心灵。驾车者指挥着一明一暗两匹长着翅膀的骏马。光明之马象征着我们崇高的道德感，将战车拉向真善美和智慧的方向。而黑马拒绝服从鞭子的指挥，它代表不理性和破坏性，将战车拉向一条世俗之路。

译者注：Phaedrus，又译为《费德罗篇》，是古希腊著名哲学家柏拉图的对话体著作。对话发生在苏格拉底与年轻的修辞学学生斐德罗之间，两人主要讨论的主题是修辞学与辩证法之间的关系。

这种分裂自我的哲学思辨在历史上一直存在，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和精神病学家R. D. 莱因（R. D. Laing）等人的作品中均有体现。近年来，神经科学开始占据人类心理学领域的主导地位，并对解释“为什么人类总是要毁掉更好的自我”做出了有益贡献。伦敦大学学院计算精神病学教授Tobias Hauser领导了一个研究项目[1]，旨在了解强迫症患者的大脑中到底发生了什么，理清到底是什么阻碍了大脑调控侵入性思维（比如神经递质失衡）。

模式形成行为也是相关研究方向之一。我曾在线上与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University of Calgary）研究动机的权威专家Piers Steel交流，他通过屏幕共享为我展示了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软件。这个软件是他设计的，用来整理现有的关于拖延症的研究（包括观察大脑在拖延过程中的反应的核磁共振成像研究[2]），从而找出潜在的模式。这项元分析显示，拖延症最大的驱动因素是冲动性的享乐行为，以及拖延行为本身，它让完成一件事变得遥遥无期。Steel表示：“拖延之所以特别有趣，就在于它是一种非理性的延后行为。”（不过我稍后会提到，拖延症这类明显属于自我破坏的行为是有可能改善的）。我们明知道一再拖延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糕，却还是会这样做。我们知道自己想做某件事情，但当我们从内心深处寻找动机时，它却消失不见了。于是我们会自责：我到底怎么了，为什么就是做不到呢？

成瘾行为——无论是不是真的“瘾君子”，大多数人都会沉溺于即时反馈的满足之中。

“上瘾”是拖延症的一个极端表现。心灵哲学家Gabriel Segal对这种令人困惑的现象进行了探讨，他倾向于采用一种以认知科学为基础的方法，同时借鉴了斯多葛主义（Stoicism）和禅宗（Zen Buddhism）*的思想。Segal告诉我：“现在有一个关于成瘾的神经学理论，主要认为成瘾是由于多巴胺系统对激励过度敏感[3]。”正常情况下，一次奖励体验会让多巴胺飙升，让我们渴望得到另一个奖励；而对于成瘾者而言，这种渴望（desire）变成了渴求（craving）。Segal认为：“这就是成瘾与自我破坏之间的基本关联。举例而言，你打算做某件事，但你又觉得需要先做另一件事。这就好像人变得饥饿的过程，你会放下其他一切去寻找食物。如果这个过程主导了你的人生，那么它最终会毁掉一切。”

译者注：斯多葛主义（Stoicism）是古希腊的四大哲学学派之一，也是古希腊流行时间最长的哲学学派之一。由塞浦路斯的芝诺在约公元前3世纪时创立。该学派认为宇宙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存在着一种支配万物的普遍法则，即“自然法”， 人是宇宙的一部分，同样要受这种普遍法则的支配，它也是人类行为的最高准则。禅宗（Zen Buddhism）在主张修习禅定，又因为自称“传佛心印”，以觉悟众生本有之佛性为目的，所以亦称佛心宗。

斯坦福大学精神病学教授、成瘾问题专家、《成瘾》（Dopamine Nation，2021 年出版）一书的作者兼精神病学家Anna Lembke认为，大多数人都会对即时满足感上瘾，哪怕还不能被“归类”为瘾君子。她告诉我，每当我们做出一些令自己感到愉悦的事情时，多巴胺水平就会升高，随后大脑就会做出反应，将多巴胺水平重置回基准线；但为了做到这一点，大脑会过度下调多巴胺水平，使我们处于一种“多巴胺缺乏的状态”。这种状态很危险。Lembke表示：“处于真正的紧迫或渴求状态时，我们会采取许多措施来重新实现内稳态。这广义上是指生命有机体为了达到某个目标愿意做出的牺牲。”

Segal认为：“成瘾者的行为往往会严重破坏自己的健康、幸福、工作和人际关系等，”就像酗酒者要去面试工作，但喝得酩酊大醉无法出席面试。他继续说道：“一般来说，人类内心都有不同的子人格，尤其是成瘾者。所以，成瘾者的内心可能有一个想要这份工作的成熟人格，却将权力让位于一个想要出去玩乐的青少年人格。”

许多自暴自弃的人都对成就感到焦虑，而对于成瘾者来说，这种焦虑感尤为严重。成瘾者面试失败还有一种解释，那就是对成功的恐惧。Segal解释说：“如果你成功了，那么就会受到威胁：可能有人背后耍小动作，还有人想要把你拉下神坛。你可能意识到自己的成功意味着他人的失败，而你不想让他人不高兴。如果说成功会赋予你权力，那么你可能会害怕自己滥用权力。”

▷图源：Colt Griffith

自我破坏——特别是其常见的表现形式：上瘾、饮食障碍和自我伤害——引出了一个复杂的问题，即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控制自己和自己的生活。Lembke告诉我：“成瘾是一种谱系障碍（spectrum disorder），从轻度到中度再到重度。沿着这个方向发展，人类会逐渐丧失能动性和自我决定权。将自我破坏硬性定义为‘非正常’人的疾病，意味着我们避开了一些有关选择和控制的灰色地带：传统意义上精神分析学乐于涉足的领域。

Anouchka Grose是一位精神分析学家兼作家，她将所学运用到了时尚、素食主义和生态焦虑[4]等领域。她认为，这种对模糊性的宽容正是弗洛伊德作品的“激进”之处：“正常与病态之间没有界限。我认为这是一种很好的思考方式，因为我们确实不知道生活将会如何展开。”我问她如何看待弗洛伊德的著名论断，即精神分析的目的就是将神经质般的痛苦转化为日常的不快乐。Grose认为这句话颇为讽刺：“我觉得这句话有点好笑，人从一个状态转向另一个状态的过程往往非常隐秘，有时候甚至本人都无法察觉。”

对立本能的平衡

我认为，对自我破坏的生理性解释——神经通路和多巴胺反应——只能点到为止，并不能深入肌理。它们只是对心理模式和过程的物理描述，可以用更深刻的精神分析术语来解释。神经科学貌似总是要求我们战胜自我，而精神分析则建议我们对分裂的自我和矛盾有一个更加包容和细致入微的理解。从根本上说，我们之所以做出自我破坏的行为，是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觉得这些行为是在帮助我们。我的强迫症就是一种应对机制。瘫坐在屏幕前或在戒酒日喝红酒，是想停下不断自我鞭策的脚步，稍稍喘口气。下雪天、火车罢工和疫情期间的封锁隔离尽管会带来挫败感，但却让我们可以肆无忌惮地做自己。

弗洛伊德认为，我们受两种对立本能的支配。一种是快乐原则（pleasure principle），与生命和创造力相关；另一种是死亡驱动（death drive），即回到惰性状态的冲动。Grose表示：“我们都在追求一种内稳态。需要非常小心地控制兴奋度，什么事也不做确实让人倍感舒适，但过了头也可能会致病，甚至致命。”换言之，我们必须维系两种本能冲动之间的健康平衡。Grose也用十分通俗易懂的话给出了总结：“你需要生活、需要行动、也需要休息。”

只有当死亡驱动过于占据主导地位时，自我破坏才会造成问题。例如对失败的恐惧，它会打压我们的雄心壮志，让我们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设置障碍，以掩盖自己不完美的痛苦现实。具体表现包括没有为求职面试或公开露面做好充分准备，或者行为古怪。精神分析学家罗纳德·费尔贝恩（Ronald Fairbairn）在1952年将这种本能命名为“内在破坏者（internal saboteur）”，它试图保护我们免受羞辱。但这样做的代价是高昂的，它剥夺了我们获得新奇、具有创造性和真实体验的可能性，甚至将希望拒之门外。

Grose认为，“走出舒适区”实际上是在提醒我们抵制死亡驱动力，全情投入生活：不要拖延，付诸实践，即使结果可能很糟糕。去写那本你想写的书，即使可能会失败。我们以为自己想把事情做好，但这可能招来他人的嫉妒，最终让我们自食其果，成为因果报应的源头。正如精神分析学家Josh Cohen在一次谈话中半幽默半恼怒地对我说的：“（这其中的）潜台词是：我现在在干嘛呢？居然在享受生活？你以为你是谁！？”

▷图源：Lone Aadnekvam

干扰是一种自我破坏的形式，但也反应了与人连接和获得认可的需求。

如果我们容易过度夸大自己的破坏能力，我们就可能为了不伤害到周围的人，而选择放弃追求幸福或成就的机会。即使家人朋友让我们产生了不好的想法和情绪（包括家庭治疗师Terrence Real所说的“正常的婚姻仇恨”），我们也会转向攻击自己，让自己不再有伤害他人的冲动。弗洛伊德将这种“内在的法官和陪审团”称为超我（superego），而本应是必要的制衡系统，但却可能变得独断专横。

卡尔·荣格（Carl Jung）提出了另一个有用的概念，可以用来解释这种自我破坏的倾向：影子自我（shadow self）。影子自我指的是我们自认为不受欢迎的部分，或者自认为会被社会排斥的部分：比如说，未得到满足的需求，或者攻击的冲动。我们将这些部分与本体分割开来，但它们会以难以预料的方式向我们发起强有力的反抗，如反复无常的情绪爆发、心理障碍或身体疾病等，从而影响我们的计划。

荣格在Aion（1951年）*中写道：“当我们没有意识到某个内在状态时，它会以命运般的姿态在外显现。”举个例子，一个工人经常会被社交媒体分散注意力。这种干扰是一种自我破坏，但也反应了她有与人连接和获得认可的需求。但由于这种需求受到了压抑，被认为是无用的，所以反弹时影响会更大，表现为各种拖延行为。

译者注：Aion原意是埃及神话中埃及神话中代表永恒时间的狮首神——爱翁，形象通常是一位高大健硕的直立狮头人身男子。狮面雄武，巨蟒环身，双手各持一把钥匙跟一道闪电。该书是荣格晚年所写，主要探讨心理学、炼金术和宗教之间的关系。

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曾描述过这样一个悖论：尽管我们害怕失败，但成功可能会引发更多的焦虑。“彩票的诅咒”便是一个例证。它是指人在中奖后会产生意想不到的不满情绪。具体来说就是，一个工作了一辈子总想着退休的人，在真的中了彩票选择退休后，往往会经历一段危机，因为生活原有支柱坍塌了。我自己便体会过类似的感受。有次，我好不容易等到了期待已久的假期，但却发现自己坐立难安；无所事事的时候，我会莫名其妙地朝家人发脾气；不停地刷新闻，了解英国国内的各种糟心事。引用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的话：人生只有两种悲剧，一种是求而不得，另一种是得偿所愿。

当代的集体拖延

如果说自我破坏是一种谱系障碍，那么在当代世界，令人眼花缭乱的电子产品和996文化已经加剧了病情发展。以前被归类为“不正常的”自我破坏行为已成为普遍存在的现象。据多动症基金会的Tony Lloyd称，自2020年以来，寻求多动症诊断的英国成年人数量增加了400%。而根据Steel的说法，大约95%的人承认至少在某些时候有拖延症。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提出情有可原的理由[5]，要求推迟完成学业，拿到学位，即便他们表面上可能非常热爱相关课程。而大学要面临的是整个系统濒临逻辑混乱与行政崩溃。

整个世界也呈现出一种“集体式自我破坏”，比如气候变暖和竞争愈发激烈的就业市场。面对这种情形，许多年轻人将焦虑的情绪转移到了自己身上，陷入了一种近乎“瘫痪”的状态。虽然在将精神疾病与周遭环境（如地缘政治和电子产品的侵入）联系在一起时，我们需要保持审慎的态度，但自我破坏成为现代生活的特征仍然值得深思。

最大的变化是，我们选择的道路处处出现偏离。一些研究员告诉我，最近有一项关于使用电子产品时间影响的研究，重点研究社交媒体的影响[6]。Steel告诉我：“我们正在入侵自己的操作系统，营销人员很快就发现了如何利用我们的冲动。拖延症也愈发普遍，因为有一个价值数万亿美元的产业，致力于让我们沉迷于这些短暂又简单的诱惑，代价就是牺牲我们更为远大的梦想。”

1971年，哲学家哈里·法兰克福（Harry Frankfurt）将这些欲望定义为一阶欲望（first-order desire）和二阶欲望（second-order desire）[7]。举例来说，我们的一阶欲望可能是刷Instagram，但二阶欲望可能是成为一名艺术家。只有当我们的一阶欲望和二阶欲望相符时，我们才具备自由意志。当然，其中的风险也是前所未有的高。正如Steel所说：“这些都是关于我们想要生活在什么样的社会中的深刻问题，而我们并没有设计出一个能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繁荣的社会。”

▷图源：Francesco Pirini

这是一场双重斗争：当代世界为自我破坏提供机会，也提高了我们对完美主义的期望。

沉迷于电子产品让我们无法实现更高的目标，同时也让我们无法休息和活在当下，而这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Lembke表示：“没有数字媒体，我们现在已经不知道如何放松了。我们现在的放松方式是从外部关注的事物上暂时脱离出来，然后通过社交媒体让大脑四处漫游。但是，从本质上讲，这样做就好比电子吸毒，并没有让自己真正回到一个平衡的状态，既无法正常地投入工作，也无法真正静下心来。

对此，Cohen解释道：“我们是在竞争激烈和个人主义的后天环境中长大的”。他的兴趣广泛，写过关于愤怒、如何生活、成为失败者的书籍，他甚至质疑现代社会的人们是否还拥有私人生活。他的《不工作》（Not Working）（2019）一书则对我们的工作狂文化进行了批判。过去，我们的责任感来自超我：一位严厉但也受到制约的监工。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种强迫感来自弗洛伊德的另一个概念，即“自我理想（ego ideal）”*，它隐藏在我们内心更深处，更加隐蔽。Cohen表示：“自我理想从不说‘你必须’，而是说‘你可以’。在这种完美理想化身带有惩罚意味的审视下，我们发现自己总是不够好。”

译者注：佛洛伊德在第二精神装置理论架构中使用的词汇，指由自恋（自我之理想化）以及对双亲、替代双亲对象及集体理想等认同所汇集而成之人格审级。

这样看来，我们似乎在进行一场双重斗争：当代世界为自我破坏提供了唾手可得的机会，同时也提高了我们对完美主义的期望，使分心和沉迷变得更有诱惑力。自我理想不仅会导致过度工作，还会削弱我们的工作能力：这是另一个螺旋式下降的过程。Cohen认为：“这种心理状态会破坏工作表现。你会对自己失去信念和信心。你越是意识到自己落后了，意识到自己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就越会影响你顺利产出工作成果的能力。”

对抗自我

我们是否可以削弱或消除自我破坏的冲动？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厘清有哪些因素是现代社会造成的，有哪些是我们自身的原因。

Lembke采取了一种新颖而大胆的方法对抗外部因素。他认为我们需要转换思维方式，从追求享乐转向“一种新形式的禁欲主义”，这种禁欲主义看似与幸福的本质背道而驰，但却能让我们获得真正的充实与满足。Lembke认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无法适应社会，“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生活太艰苦，反而是他们的生活从根本上来说太容易了。如果有更多的磨难，他们就能发现更多人生的意义，才能忍受活着的痛苦，因为一切痛苦都是有意义的。”她认为，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创造一个“世界中的世界，让我们与这些能带来短暂且强烈满足感的物质和行为分离开来”。Steel也发现，治疗拖延症的一种方法就是让快乐变得不那么容易获得：我们需要延迟满足感，即使是略微延迟也会非常有效。

除了断网和冲冷水澡，防止自我破坏的第一步就是承认我们有这种倾向。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其实我们已经衍生出了一种宽容的文化，愿意承认自己并不总是做出最有利于自己的事情。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和凯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等行为经济学家对“理性经济人”（homo economicus）模型*，即理性、自我决定的个人提出了质疑。他们记录了人类实际生活中不理性的一面：无视养老金、坚持选择价格过高的保险计划、在沙发上吃着仅可果腹的外卖等等。

政治理论中的虚假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也是同理。正如Thomas Frank在《堪萨斯州怎么了》（What's the Matter with Kansas，2004年）一书中所说的那样，“中西部城市的工人阶级欢呼雀跃，因为他们支持的候选人在竞选中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但这位候选人的政策将终结他们的生活方式，把他们所在的地区变成‘铁锈地带（Rustbelt）’*，这会给他们这样的人带来永远无法恢复的打击”。

译者注：理性经济人，又被称为“经济人假设”或“理性人假设”。这个模型主要有两个特点：自利，即人们的行为动机是趋利避害，是利己的；完全理性，即每个人都能够通过成本—收益或趋利避害原则来对其所面临的一切机会和目标及实现目标的手段进行优化选择。

铁锈地带（Rust Belt）最初指的是美国东北部-五大湖附近，传统工业衰退的地区，现可泛指工业衰退的地区。在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美国东北部-五大湖附近因为水运便利、矿产丰富，因此成为了重工业中心。然而自从美国步入第三产业为主导的经济体系之后，这些地区的重工业纷纷衰败。很多工厂被废弃，而工厂里的机器渐渐布满了铁锈，因此那里被称为了铁锈地带，简称锈带。今年美国大选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詹姆斯·戴维·万斯（J.D. Vance）便是锈带区出身。

▷图源：Agnieszka Sozańska.

最有效的补救措施是去了解被视为反常的事物，关注背后的深层逻辑。

然而，在关于“幸福”的主流对话中，自我破坏可能显得有悖常理。人们追求自我优化，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意识到了克服坏习惯的必要性，但它的积极性（可以概括为活出精彩）可能会淡化我们的失控感和非理性的感受，让我们为“正常范围内的不快乐”感到难过。这类似于神经科学界十分流行的自我管理言论：只要是生理性的，便可以调节。相比之下，精神分析非常清楚我们是如何以及为什么会削弱自己有意识的意图。精神分析非但没有忽视自我的非理性面，反而且将之开诚布公，让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自我。

事实上，最有效的补救措施可能是去了解被视为反常的事物，关注背后的深层逻辑。强迫症的诱因可能与遗传有关，但也离不开环境的影响[8]。

也许你从小就被灌输了这样的观念：你的自然情绪（尤其是愤怒）还有那些得不到满足或有风险的欲望会毒害你的身心健康。这就好像内心深处有一个自己任命的安全警卫，随时将“阴影自我”的“毒性”排解出去。

流行精神病学家兼畅销书作家杰弗里·M·施瓦茨（Jeffrey M Schwartz）主张我们有能力调整大脑的神经可塑性[9]。他提倡大家在有意识地关注自己的强迫行为（或正念）的同时，思考强迫症出现的原因，这种方法对我来说确实有效。虽然这种方法似乎看上去平平无奇，但此处我想借用梅兰妮·克莱因（Melanie Klein）的观点：她认为我们需要用真实的自我来取代理想化的自我，这样我们才能与自我的不完美之处和解。例如，我们可以将嫉妒报复视为自己的投射，从而化解内心深处对嫉妒报复的恐惧——可能正是这个策略拯救了我的BBC面试。

理解会带来自我宽容。接受自我破坏的既定现实，其实是放松了它对我们的控制。Grose告诉我，我们需要“接纳自己的症状，而不是“恢复正常”或总想着有人类有一种“标准模板”。我们要做的思考“如何在生活中与自己的症状共存，并学会接纳这样的生活，享受这样的生活。”

也许我们并不想完全抛弃自我破坏的倾向。讽刺的是，弗洛伊德和荣格等著名精神分析家也曾与自我破坏做斗争，并借此来激发创意，点亮灵感，实现研究上的突破。正是因为他们也曾陷入神经质一般令人抓狂的无力感，所以他们才能更好地理解我们。

荣格有过幻觉和幻听的症状，这在他的巨著《红书》（The Red Book）中有详细记载。这些幻觉和声音虽然令人崩溃，但却能让人突破思维的束缚。弗洛伊德的书信显示[10]，他在不惑之年突然意识到，自己将无法实现人生目标，即用大脑的生理原理来解释所有人类心理现象。他对此感到无法接受。他抱怨自己“总感到抑郁”，具体表现为“死亡的幻觉......代替了往常忙碌的活动”。他发现自己无法戒烟，“完全无法工作”，并宣称“在这种时候，我对写作的不情愿完全是病态的”。但后来他得到了启示，他超越了这一狭隘的科学研究，开始探索幻想和梦境。他写道：“症状和梦境一样，都是愿望的实现”，他意识到自己的神经官能症也有自己的愿望。只有当他关注到了这种愿望时，他才能创立精神分析这门学科。

自我破坏可以压垮我们，也可以鞭策我们。很多时候，它是生产力和幽默的源泉。大家耳熟能详的许多文化形象虽然略显神经兮兮，但也因此闻名于世。比如电视剧《宋飞正传》（Seinfeld）中的乔治·克斯坦萨（George Constanza）*。Grose告诉我，许多成功人士都过着走钢丝般的生活，因为天才与疯子之间往往只有一线之隔。也许，我们只能寄希望于觅得值得依赖的人，挽救我们于自我的深渊。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通过亲身经历证明了这一点。Grose评价道：“普鲁斯特是个绝对的完美主义者，把他的出版商都逼疯了。如果任其发展，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好在他找到了外界的助力，会有人介入并告诉他：我们现在就要出版，是时候停下来了！”

译者注：《宋飞正传》：美国90年代最受欢迎的情景喜剧，它讲述了四个平常人的生活，主角并没有衣着光鲜，也没有奇能异才。主题是没有主题“A Show about Nothing”。乔治·克斯坦萨（George Constanza）在剧中人设为男主宋飞的好友，原型为本剧的共同创作者拉里·大卫（Larry David）。乔治在剧中的形象是一个神经质、厌恶自己、自私、缺乏安全感的形象。

马塞尔·普鲁斯特：20世纪法国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意识流文学的先驱与大师，也是20世纪世界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其长篇巨著《追忆逝水年华》享誉世界，该书以叙述者“我”为主体，塑造了一个这个绝妙的精神分析案例：恋母排父，性反常行为，想入非非，抑郁异常，而且患有神经官能症——这一切都有力地印证了弗洛依德的学说。

参考文献：

[1] https://engagement.fil.ion.ucl.ac.uk/ucl-and-leading-charities-launch-digital-hub-to-transform-understanding-of-the-brains-role-in-obsessive-compulsive-disorder-ocd/

[2]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17201571/

[3] https://psycnet.apa.org/doiLanding?doi=10.1037%2Famp0000059

[4] https://www.anouchkagrose.com/books/how-to-manage-your-eco-anxiety

[5] https://www.frontiersin.org/journals/psychology/articles/10.3389/fpsyg.2020.540910/full

[6]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306460320309370ll

[7]https://philpapers.org/rec/FRAFOT

[8]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10275553/

[9]https://www.uclahealth.org/news/article/training-brain-reconsider-troubling-thoughts-can-ease-mental

[10] https://www.karnacbooks.com/product/freud-from-youthful-dream-to-mid-life-crisis/665/